“形式方法”的理论（艾亨鲍姆）

鲍·艾亨鲍姆（1886—1959）曾在军事医学院学习，后转到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1912年毕业。1948—1949年曾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56年开始在俄国文学研究所任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艾亨鲍姆积极参与诗歌语言研究会的活动，成为其重要的代言人。后来他致力文学史研究，发表过三百多篇论述俄国重要作家的著述。艾亨鲍姆对文学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颇有研究，反对把生活排斥在文学之外的狭隘的形式主义和只看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下文用乌克兰语首次发表于1926年，即在托洛茨基对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的两年后，也即在形式主义彻底消失的几年前。本文经常被当作形式主义的经典表述，既是为形式主义辩护，又是其主要论点的总结。

所谓形式方法，来自于建立文学科学的努力，使之独立和以事实为基础，而不是来自某种特殊的方法论。方法这个概念的范围被大大地夸大了，以至现在它的含义太广。原则上讲，形式主义者在文学研究中注重的不是如何研究文学，而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讨论方法论，也不就此进行争论。我们谈论并且只会谈论理论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研究具体语境中的具体材料而引出的，而不是某种现成的方法论提出的。形式主义者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但是近十年来，又产生了诸多新的问题，并且旧的误解也没有消除，因此，我们不妨对我们作过的一些研究工作做一下总结，当然不是要梳理出教条体系，而是做个历史概括。我想说明形式主义者的研究是怎样开始，怎样发展的，并且涉及到了哪些方面。

形式方法的发展具有逐渐变化的特点，了解这一点对了解其历史非常重要；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许多追随者都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周围有不少折中主义者和模仿者，他们爱把形式方法变成一种僵硬的形式主义体系，以便从中获取可以利用的词语、计划和名称。批评家们可以很容易获得这样的计划，但这样的计划根本说明不了我们方法的特点。我们的科学方法过去没有事先设计好计划或教条，现在同样也没有。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理论仅仅看作是一种可行性假设，借助这种假设来发现和解释事实；就是说，我们借此确定事实的可靠性，然后把这些事实用作研究的材料。我们不关心那些模仿者所关心的定义，也不建立那些折中主义者感兴趣的普遍理论。我们制定一些具体原则并且坚持这些原则，条件是事实能够证实这些原则可行。如果事实材料要求我们改进或者改变这些原则，我们就会去这样做。从这种意义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理论，就好比提出理论和深信不疑是不同的一样，在这方面科学是自由的。没有什么完全现成的科学，科学的发展不靠停留在真理上，而靠不断的克服谬误。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辩护。一开始的科学之争和报刊笔战已经过去了。像《报刊与革命》上那样的攻击（为此我很荣幸）只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才能作为回应。我在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指出，形式方法如何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和扩大研究领域，超越了一般“方法论”的局限，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科学，一种对事实进行具体梳理的方式。在这种科学的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方法都可以取得进展，至少因为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事实材料的实验性研究上。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研究是形式主义者们最初的目标，也恰恰是他们与旧传统争论的意义所在。该运动被冠之以形式方法这个称谓，现在已经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但这个名称不妨可以理解为一个历史性的术语；不应被看作是对我们工作的准确描述。无论是作为美学理论的形式主义，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科学体系的方法论，都不能反映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特色就是试图创立一门独立的文学科学，研究只属于文学的材料。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确认文学艺术本身的理论事实。

常有各种人指责形式方法的代表人物，说他们理论模糊，原则不当，说他们对诸如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中的普遍问题漠不关心。这些指责尽管不尽合理，但都正确地抓住了下面这一点，即形式主义的主要特点的确是有意与“高高在上的美学”和现成的自以为是的各种普遍理论拉开了距离。这种拉开距离的方式（特别是与美学拉开距离），或多或少是当代一切艺术研究的典型做法。当代艺术研究抛开了（诸如美、艺术目标等）一整套普遍问题，集中探讨美学的具体问题。它对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提出探讨，而不愿涉及社会美学的种种前提。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更具体的关于理论和历史的问题。一些熟悉的口号，例如韦尔夫林的“不要姓名的艺术史”，成为一些对风格与技巧进行具体分析的实验的特点（例如福尔的“绘画比较研究实验”）。在德国，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历史研究在那里有特别丰富的传统和实验的历史，在艺术研究中居中心地位，并且开始影响艺术的普遍理论和艺术的各个分支——特别是文学研究。在俄国，由于当地的历史原因，文学研究像德国的视觉艺术一样，占据中心的地位。

形式方法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并且引起争议，当然不是因为它独特的方法，而是由于它对解释和研究技法持有独特的态度。形式主义者宣扬的原则违反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些观念不仅在文学研究中，而且在一般的艺术研究中被尊为金科玉律。他们恪守这些原则，因此便大大缩小了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和美学的一般性问题之间的距离。形式主义者的思想和原则尽管讲究具体性，也直接针对审美的普遍理论。所以，我们创造出来的极其非传统的诗学，不仅仅意味着对具体问题的重新审视，而且对一般的艺术研究也产生影响。它产生影响是因为一系列历史发展的缘故，最重要的就是哲学美学的危机和惊人的艺术革新（在俄国，最突出最明显地表现在诗歌上）。美学变得空洞无物，艺术也极为贫瘠，完全沦落到原始状况。所以形式主义和未来主义便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形式主义出现的普遍历史意义是一个特别的题目；这里我要岔开一下，打算说明形式方法的原则和问题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形式主义者如何发展到目前的状况。

形式主义出现之前，学院式的研究对理论问题一无所知，仍然在运用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古老原则，失去了真正的研究对象，所以这一学科的科学存在也成为幻影。形式主义者和学院派之间几乎没有争斗，不是因为形式主义者破门而入（根本就没有门户），而是因为我们遇到的是通行无阻的大道，而不是堡垒。波捷勃尼亚和维谢洛夫斯基的门徒在理论上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这些理论似乎成了不能产生利息的无用资本，他们不敢稍有触动，看着它的光彩逐渐消失。实际上，学院学术的权威和影响已经逐渐转移到了期刊杂志的“学术”领域，转到象征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研究中。实际上，1907到1912年间，维·伊凡诺夫、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楚科夫斯基等人所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影响远远超过大学教授们的学术性研究和论文。这种期刊研究，尽管充满主观性和倾向性，但都以新艺术潮流和其宣扬者们的理论原则和口号为基础。因此，如安德烈·别雷的《象征主义》（1910）之类的书，当然要比一些文学史著作对青年一代更有效果，因为那些专门论述文学史的著述没有系统的原则，表明其作者既完全没有科学的态度，也完全缺乏科学的观点。

两代人（象征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之间的历史性战斗，战斗的焦点是原则问题，而且颇为激烈，在期刊上决出分晓，战线的一边是象征主义理论，另一边是印象式批评，与学院派的著作没有关系。我们介入到和象征派的争论，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主观性哲学和美学理论的束缚，把它引向针对事实的科学研究。他们的著作唤起了我们，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犯的错误。这个时候，争论变得更加迫切，因为未来主义者们（赫列勃尼科夫、克鲁切内赫、马雅可夫斯基）正成长起来，他们反对象征主义诗学，支持形式主义者。

最初的形式主义小组团结在一起，共同的理想是把诗学语言从知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桎梏那里解放出来，而象征主义正越来越陷入这个桎梏中。象征主义理论家的分歧（1910—1911）和阿克梅派的出现，为我们决定性的革命作了准备。我们知道必须避免一切妥协，历史要求我们必须具有真正的革命态度——毫不含糊的论点，无情的讽刺，还要大胆拒绝一切与我们不相容的立场。我们必须通过对事实的客观研究来反对象征主义者信奉的主观美学原则。所以形式主义运动的特点就是对于科学实证主义具有新的激情——拒绝哲学假设，拒绝心理学的和美学的解释，等等。摆脱哲学美学和意识形态理论来思考艺术，艺术对事物便有了自己的视角。我们必须转向事实，放弃普遍体系和一般性问题，从“中间”开始，研究艺术让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艺术要求我们从近处观察它，而科学则要求我们处理具体的事物。

建立具体的和贴近事实的文学科学是形式方法构成的基础。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旨在肃清以前的观点，即按照阿·维谢洛夫斯基的说法，那时把文学当成一个弃物。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无法和其他流派相容，也不能被折中主义者所接受的原因。形式主义反对其他流派，实际上过去和现在反对的不是他们采用的方法，而是反对他们把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基本主张都是以文学科学本身为对象，研究其具体的细节，这种研究把文学细节与其他的一切材料区别开来。（然而，其他科学领域可以合理地正当地以附带的方式使用那些次要的、偶然的特征）。罗曼·雅各布森极为清晰地说明了这种观点：

文学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某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史家们一直喜欢装扮成警察，为了要逮捕某个人，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把所有偶然进入房间的人，甚至从旁边街上经过的人统统都抓起来。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抓，诸如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哲学等等。这样便自说自话出一个各种学科（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史等）的大杂烩，什么都像，就不是文学科学，在这里文学名作被理所当然地当成了有缺陷的二手材料。

为了应用并强调这一具体性原则，也为了避开抽象地谈论美学，我们必须把文学事实和其他事实作比较，从无数的重要事实的组合中选出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属于文学，而且在功能上能够把文学和其他领域区别开。雅库宾斯基在诗歌语言研究会发表的首部文集中撰写的几篇论文就使用了这种方法，他把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作了对比，这也成为形式主义在诗学的关键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其结果就是，形式主义者们和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同，不会去研究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或审美等，而是转向语言学这门紧靠着诗学并和诗学使用相同材料的科学，只是研究语言学的视角和提出的问题不同。语言学本身也对形式方法感兴趣，因为把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进行比较，得出的发现可以作为纯粹的语言问题加以研究，当作普遍的语言现象的一部分。语言学和形式方法之间的关系，即互相利用相互界定的关系，有些类似于物理与化学之间的那种关系。在这个背景之下，波捷勃尼亚之前提出的、被其追随者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的问题，又被重新考察和评述。

列昂·雅库宾斯基在他的第一篇文章《论诗歌语言的声音》里，比较了实用语言和诗歌语言，指出了它们之间如下的差别。

对语言现象应加以分类，分类的依据应该是说话者在形成自己的语言模式时带有的具体目的。如果该模式的形成纯粹为了交际这个实用目的，那么我们处理的就是实用语言系统（即表达思想的语言），这里的语言模式（语音、构词特点等）没有独立的价值，只是交际的手段而已。但是也可能会有其他的语言系统，其中实用目的退居次要地位（虽然可能并没有完全隐退）；这样的系统的确存在，它们的语言模式具有独立的价值。

确立这种差异很重要，这对于建立一套诗学，对于理解未来主义对无意义语言的偏爱都是如此。未来主义者对无意义语言情有独钟，因为它能够把词语完全独立的价值揭示到极致，这种价值有些可以从儿童语言观察到，有些可以从宗教帮派的语言里看出，等等。未来主义者在无意义语言方面的实验对于反对象征主义显示出极其重要的意义。象征主义理论仅仅认为语音是伴随意义的附属品，只具有工具性，这样就贬低了语音在诗歌语言中的作用。诗歌韵文中的语音问题特别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形式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象征主义理论。形式主义者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入手很自然，因为如果要反对象征主义者偏向美学和哲学，建立一套精确观察体系，进而归纳出现象背后的科学结论，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语音问题。

（丁兆国 译）

关键词

形式方法（formal method）

文学科学（science of literature）

诗歌语言/实用语言（poetic/practical language）

具体事物（the specific）

关键引文

1．所谓形式方法，来自于建立文学科学的努力，使之独立和以事实为基础，而不是来自某种特殊的方法论。

2．没有什么完全现成的科学，科学的发展不靠停留在真理上，而靠不断的克服谬误。

3．艺术要求我们从近处观察它，而科学则要求我们处理具体的事物。

4．形式主义反对其他流派，实际上过去和现在反对的不是他们采用的方法，而是反对他们把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5．所以形式主义运动的特点就是对于科学实证主义具有新的激情——拒绝哲学假设，拒绝心理学的和美学的解释，等等。摆脱哲学美学和意识形态理论来思考艺术，艺术对事物便有了自己的视角。我们必须转向事实，放弃普遍体系和一般性问题，从“中间”开始，研究艺术让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艺术要求我们从近处观察它，而科学则要求我们处理具体的事物。

讨论题

1．为什么艾亨鲍姆强调，形式主义不单单是很多方法中的一种，而是“文学科学”？为什么“科学”在这里如此重要？

2．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主要不同点是什么？

3．你认为有没有一种“纯粹为了交际的实用目的”的实用语言？

4．艾亨鲍姆写此文的时候，形式主义正面临越来越激烈的批评，所以他有时不得不表现得吞吞吐吐。能找到例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