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的转变

总的来说，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论的分歧，主要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这种对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种思想萌芽共生共存时期，在古希腊和罗马以及中世纪大体如此；第二阶段是两者对立并相互排斥，最终是劳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的时期，这大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到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时期；第三阶段是两者综合，并实现了价值论同价格论的统一，以价格论取代价值论的时期，这大体上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达到顶峰并基本结束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对价格论不断深入研究并使之一般化、更具有一般解释力的时期，一方面对不同市场结构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做出深入考察，另一方面从价格的局部均衡分析发展到一般均衡。

一、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我们先来考察西方经济学主流价值论为何从劳动价值论转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生产要素价值论、生产成本价值论等都可以归结为客观效用价值论。应当说，这种客观效用价值论发端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斯密的价值论包括了社会生产成本价值论的基本思想，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正是循着这一思想逐渐发展出生产费用价值论。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同时又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论在斯密的学术体系中是如何统一的呢？在斯密看来，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入，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了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如在原始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是劳动，因此说劳动创造了价值；但在后来的资本发展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成本则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因而这三种收入同时构成商品价值的源泉。他认为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价值论便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斯密这种成本价值论当然存在一系列理论上的深刻矛盾，尤其是难以解释收入决定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混淆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关系。同时，按其收入决定价值论，把全部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也就难以解释生产资料价值部分的客观存在（这也是斯密难以提出再生产理论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在于，斯密的收入决定价值论包含了对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论证，这是其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如果按其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地租和利润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因而也就不存在公正性；收入价值论不仅体现了对地主阶级的妥协，承认地租存在的合理、合法性，而且特别论证了资本获得利润的正义性，因为利润、地租既然和工资一样，都构成价值的组成部分，都是价值的源泉，从价值论上看，就都有其公正性。显然，斯密提出这种成本（收入）价值论，根本目的是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劳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让位于生产费用（成本）价值论的直接动因，是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继斯密之后，将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推到了资产阶级学者所能够达到的极致。李嘉图认为，价值的源泉在于劳动，效用和生产要素并不决定商品的价值，尤其是资本和土地等自然条件，只能影响使用价值的生产，却不影响价值创造，不构成价值源泉，价值的源泉是惟一的，即人类劳动。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进而指出了工业资本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对立，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中也同时包含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为如果价值的惟一源泉是劳动，那么，资本所获利润无疑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显然，这不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表的李嘉图的本意，李嘉图不仅要反封建，更要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必然性进行论证。这样，李嘉图学说便不能不面临一个根本矛盾：坚持劳动价值论固然有利于反封建，但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承认资本获得利润的合理性，便意味着要放弃或根本动摇劳动价值论。再加之，从理论本身来说，李嘉图把价值源泉归结为惟一的活劳动，但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特别是对一些耗费活劳动大体相当，但由于种种因素所导致的价格大相径庭的现象，李嘉图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至于李嘉图的追随者们，一方面出于为资本合理性论证的阶级本能，另一方面出于解释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理论需要，不得不将死劳动，尤其是作为劳动创造的价值的积累——资本，也作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甚至把自然力的作用也作为创造价值的源泉，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生产成本价值论的转变。

生产成本价值论自19世纪初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系统地提出，到19世纪40年代最终替代了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位置，后来约翰·穆勒又对生产成本价值论做出了完整的表述。萨伊的价值论是生产要素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效用论的混合，但其基础是要素论和效用论。在萨伊看来，价值即效用，创造价值就是创造效用。而作为效用的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萨伊认为价值（效用）是劳动、资本、自然（土地）三要素共同的创造，就价值创造而言，资本和土地与劳动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后来约翰·穆勒对生产成本价值论又做出了完整表述。至此，在西方正统的经济学中便不再存在劳动价值论，而是由生产成本价值论取代了其主流地位。

可见，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生产成本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的替代，或者说，之所以发生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证资本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正义性的需要。

二、客观效用价值论向主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为什么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位置又被主观效用价值论所替代。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学者很多，各自的论证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在于，把价值归结为效用，但强调这种效用不是客观的物的效用，而是对人的欲望满足程度的效用，而这种欲望及满足程度又被归结为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评价和感受，从而把商品价值的本质归结为人的主观评价，价值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人的主观感受。这样，不仅形成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而且形成与客观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主观效用价值论思想的最初提出，在理论背景上也是基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解体，不过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解体之后，首先发展并且完善起来的是客观效用价值论，主观效用价值论尚处于提出阶段，1871年边际革命之后主观效用价值论上升为主流，替代了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位置。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最主要的分析方法即是边际分析，也就是说，价值是由人在主观上对物品满足其欲望程度的评价决定，但随着人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同样的物带给人的满足程度，在主观感受上是不同的，存在一个满足效用程度递减的规律，因此，决定价值大小的主观评价不是一般的主观感受，而是边际效用，即最后一个增加量给人带来的满足程度。

为什么会发生主观效用价值论对客观效用价值论主流地位的取代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难以解释并支持19世纪后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已经较为稳固，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的种种制度矛盾也已开始尖锐，特别是经历了几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并非是和谐的，大量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必须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一种合宜和谐的制度，怎样才能使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均衡和谐？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的，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以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通过满足人的欲望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边际革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效用价值论对客观效用价值论主流地位的替代，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三、效用价值论向综合的价值—价格论的转变

但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取得主流地位时间不长，其主流地位很快便被马歇尔的英国新古典综合价值论所取代。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无论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劳动价值论、客观效用价值论，还是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之所以发生主流地位转换，也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需要，为了更充分、更有效地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这种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因为它们在理论上和分析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点。

马歇尔提出的综合价值论的本质是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可以说，自马歇尔之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不再关注真正原来意义上的价值论，而是关注均衡价格论，马歇尔本人提出的是局部均衡价格，尔后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一般均衡价格问题，关注的热点是：什么是均衡价格，如何去发现均衡价格。

为什么会有这种从价值论向价格论的转变呢？直接的理论原因当然源于马歇尔的综合分析，但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则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相比较而言，论证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而为这种制度的确立并取得统治地位做理论上的争辩已无更大的意义，因为它的统治早已成为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够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问题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有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哪些活动创造价值，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不需要更多的理论证明，所以也就不需要特别阐释资本是否创造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性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保证资本主义制度有效和谐地运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怎样去发现均衡的位置，怎样逼近均衡状态，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任务，由此，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向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换。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进行论证的需要。这便是西方经济学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理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价值理论的深刻和对立之尖锐的根本原因源于此，价值理论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也源于此。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我们在创造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要求的价值论时，同样应以承担这一使命为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