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与军功爵制的确立

顾炎武在《日知录》的“周末风俗”条中，谈到了春秋、战国是个社会巨变的时期。他说：“春秋时犹遵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享宴赋诗，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我们要问：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为什么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顾炎武所概括的几点重大变化，虽然都是事实，那也只是表面现象，他没有也不可能指出其变化的实质。从社会性质的角度来观察，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变，折射出中国已由奴隶制社会进到了封建制社会。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周天子，已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诸侯已经掌权，改变了春秋以前的政治局面。

从军功爵制与五等爵的兴衰交替情况来考察，春秋、战国之际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前已说明，在春秋时期已有很多国家建立了军功爵制，或称因功赐爵制，但与此同时，从西周延续下来的五等爵制并没有完全废除。周天子的势力虽已衰微，然而从宗法角度看，他仍然是天下的“大宗”；从政治角度看，他还是天下的“共主”。因此，在诸侯争霸时，仍然不得不打着周王的旗号，即以“尊王”为手段，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这就说明，包括霸主在内的各国诸侯，在法律上，或者说在形式上，仍然承认与周天子有隶属关系。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伐楚，楚国派使臣质问齐军为什么进攻楚国？管仲回答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管仲的答话所以理直气壮，其实他的历史根据就是西周的分封制，也就是根据周初五等爵制所规定的权力与义务，来讨伐楚国，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借口。楚国一向桀骜不驯，但是，在齐军压境的情况下，也承认了“苞茅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贡给”，表示承担对周天子应尽的义务。甚至到了战国初年，田氏已经代齐，三家已经分晋，田氏和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地位，在名义上还要得到有名无实的周天子的承认和封赐。这些事例都说明了五等爵制在道义和政治方面，还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及至战国中期，五等爵制就遭到彻底的清算。魏、赵、韩、秦、宋……等国相继称王，这是对五等爵制的公开否定。在五等爵制下，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诸侯的爵位必须由周天子封赐。现在诸侯国都已称王，五等爵制和诸侯称王的形势已不相适应。因此，可以这样说：诸侯称王之日，也正是五等爵制退出历史舞台之时。这一点，从北宫琦和孟子的对话中，可以找到明确答案。北宫琦问：“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答：“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注：“诸侯恣行，憎恶其法度（指五等爵制下的法度），妨害己之所为，故灭去其典籍。”孟子的这段话是可信的，注文的解释也很准确，说清了五等爵制被废除的原因。五等爵制本来是保护奴隶主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现在新兴地主阶级已经掌权，所以五等爵制就变成了赘瘤，成为新兴地主阶级扩大权势的障碍，因此，必须把它废除，并且还要毁掉它的典籍，以免影响诸侯国君称王的尊严，从而使五等爵制不再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在战国时代，随着五等爵制的废除，军功爵制在政治生活中，更进一步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在春秋时代，如果说军功爵制在一些国家中，对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壮大以及在向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到战国时代，军功爵就成了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地主政权，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武器。这就是当新的上层建筑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力量，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摧毁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军功爵制作为封建社会新的上层建筑，对于摧毁和消灭奴隶制社会的旧基础和旧阶级，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已在很多国家掌握了政权，并且都进行了有利于巩固新兴地主政权的政治改革。在各国的改革运动中，普遍提出以有无军功决定政治上进退的口号和各种措施。

在魏国，李悝主持了政治改革，他坚决反对奴隶主贵族的宗法世袭制，建立了“食有劳而禄有功”的任官制度，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就是剥夺腐朽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参政权，而把爵禄赐给有功于国的人。魏还在吴起的主持下，建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号称武卒。武卒的选拔条件比较严格。规定：“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魏国的武卒不仅在选拔合格时，免除其全家的徭役和赐给田宅，而且在战争中建立军功后，还要赐给官爵和上等田宅。这种因军功赐爵、赐田宅制，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的经济政策相辅相成，有力地培植了地主阶级势力，促进了魏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

另外，据《汉书·叙传》注引师古的话说，魏文侯时有“公乘不仁举白（杯）浮君”的事例，说明魏文侯时已有公乘的爵称。《吴子兵法·励士》还记有魏武侯时，“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的办法，规定“上功坐前行……次功坐中行……无功坐后行”，并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这与军功爵制规定的按功行赏的精神是一致的。它说明在魏文侯、魏武侯的政治改革中，建立以功行赏的军功爵制是其主要内容。

在韩国，申不害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建立了“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或叫作“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韩非子·诡使》说：“陈善田利宅，所以励战士也。”这说明对立有军功者可以赏赐田宅，与赐爵制的精神也是一致的。这种根据功劳和才能的大小不同，而赐给不同官爵和不同数量田宅的办法，有利于培植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壮大，而对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则是个沉重的打击。

在楚国，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施行了变法。他根据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及旧贵族垄断政治所造成的“上逼主而下虐民”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的改革方案。实质上吴起是再一次重申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制度，建立了完全以功劳大小为标准的赐爵制度，这是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掌权的新制度。吴起还根据楚国土地有余，劳动力不足，而腐朽的旧贵族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情况，“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吴起让旧贵族到边远地区去开荒，主要目的是把旧贵族调离政治中心，减少他进行改革的阻力，从而削弱旧贵族的反抗力量。

在齐国，军功爵制仍然继续推行。《孙膑兵法·杀士》开头第一句就是“明爵禄”，说明爵禄制度在战争中对鼓舞士气、鼓励战士勇猛杀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燕国，也建立了“无功不当封”的制度，这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史记·乐毅列传》说：乐毅破齐后，“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因军功而封为君，这是战国时军功爵制的最高爵赏。封乐毅为昌国君，说明燕国确实建立了军功赐爵制度。董说《七国考》引《战国阳秋注》云：“乐毅既破齐，昭王亲至济上劳苦，令军中曰：“将军得齐祭器，谓之下功；得齐城郭，谓之中功；得齐人民心，谓之上功。上功飨太牢，受锐赏。其次中功，中功飨少牢，受钧赏。其次下功，下功飨乡牢（鸡鹜之属——引者注）。无功不飨，赐之壶浆，谓之报次，报劳之谓也。”这种论功行赏的政策，完全符合军功爵赏的精神，甚至可以这样说，燕国施行的“得齐人民心，谓之上功”的政策，比秦国“尚首功”（以敌军人头记功赐爵）的政策要高明，可惜燕国并没有坚持这样的好政策，而导致失败。据《史记·乐毅列传》记载，乐毅因遭到惠王的猜忌，被迫逃到赵国后，在致燕惠王书中还说：“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说明乐毅逃到赵国后，仍然希望燕惠王能够恢复无功不赏、因能授官的制度。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魏、韩、楚、齐、燕的政治改革情况，它们普遍建立了与推行军功爵制相适应的“食有劳而禄有功”和“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对腐朽的奴隶主旧贵族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战场上，对于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样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吴起在魏国任官时，镇守河西，与秦军对峙。在他要进攻秦国边境上的一个小亭子（实际是秦国的哨所）时，先发布一道命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任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结果“人争趋之，于是一朝而拔之”。“国大夫”是魏国赐爵制的一个爵名，赐爵位的同时，还要赐予上田上宅，士兵们为了获得爵位和田宅，就一鼓作气攻下了秦的哨所，这说明军功爵制在鼓舞士气方面是很起作用的。在赵国，李牧镇守北边抵御匈奴，由于他掌握了“军功爵赏皆决于外”的大权，得以便宜行事而屡败匈奴。《战国策·赵策一》记载秦攻韩，切断上党与韩的联系。韩上党守冯亭以上党降赵，赵孝成王派赵胜前往受地，并宣布：“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诸吏皆益爵三级，民相集者，赐家六金。”这里所谓封太守三万户，县令千户，都是指军功爵制中的食封制，即可以收三万户或千户的租税，这是军功爵制中高级爵位所能享受的特权。吏皆益爵三级，是指在原有爵位的基础上再加三级，这说明赵国的军功爵制也是有很多级别的。

在楚国，吴起“将尊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天下”，说明尊爵平禄是“厉甲兵，以时争天下”的必备条件。在楚国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将军子发率兵攻蔡，胜利后，楚王只封将领，不赏士兵。子发认为“乘民之穷，而取其爵禄，非仁义也”，因此，辞爵不受，表示抗议。子发所以抵制封爵，是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封赏，违背了军功爵制因功受赏的原则，会影响以后军队的士气，这从反面说明了军功爵制与鼓舞士气的关系。

必须指出，战争的胜负是由很多条件和因素决定的，但是，当统治者没有正当理由去动员群众参加战争的时候，用军功爵赏作为刺激因素，要比单纯用强制手段迫使人民去卖命，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在这里有必要把《墨子·号令》有关军功爵制的文字介绍一下，因为它是除《商君书·境内篇》以外，很少见的有关军功爵制的资料，它反映了战国时期军功爵制的实行情况。以下先引原文，然后再做分析。

其疾斗却敌于术，敌下终不能复上，疾斗者，队二人赐上奉（俸，禄也）。而胜围，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监守者，十人（疑为士人之讹）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少，先（疑为无之讹）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之三岁，无有所与，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

令、丞、尉亡（指令、丞、尉失职而造成逃亡），得入当（以功抵罪）；满十人以上，令、丞、尉夺爵各二级；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免官而后遣戍）。诸取当，必取寇虏，乃听之。

收粟米布帛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券人书之。事已，皆各以其贾倍偿之，又用其贾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其受构赏者，令葆宫见，以与其亲；欲以复佐上者，皆倍其爵赏。

如前候反，相参审，信，厚赐之。候三发三信，重赐之。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许之二百石之吏……有能入深至主国者，问之审信，赏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赏，而欲为吏者，许之三百石之吏。

《墨子·号令》是专门记述当城被敌人包围后，在防守战中，对将士吏民的功罪奖惩的政策问题，全文很长，涉及面也广，以上所引四段文字，都是与军功爵制有关系的资料。兹解释如下：

第一段资料是讲在防守战中，对各级有功人员赐爵及奖励政策。功高者可赐爵关内侯，其次赐爵上卿、五大夫，再次赐爵公乘。对一般老百姓立功者，男子赐爵二级，女子赐钱五千，对男女老少无守城任务者，人赐钱千，免除三年徭役，不收租税，以此来鼓舞守城吏民的斗志。

第二段资料是讲在防守战中，对令、丞、尉因失职而造成逃亡的惩罚政策。逃亡人数在十人以下者，可以将功抵罪；逃亡十人以上者，夺爵二级；逃亡百人以上者，令、丞、尉免官遣戍。

第三段资料是讲在防守战中，对以物资支援战争的有功人员的赏赐政策。首先，对以物资支援战争者，要按质计价，并写在主券之上，战后加倍偿还；其次，对以物资支援战争者，按其支援的物资多少、贵贱而赐爵，愿意为吏者，按所赐爵位授予不同的吏职。按法令规定，允许以爵位赎免其亲戚的刑罪。受赐者还可以把爵位转让给亲人，如果愿意把所得到的赏赐再支援给国家者，则加倍封赏。

第四段资料是讲对有功的侦察（斥候）人员的奖赏政策。对斥候的侦察情报，经审查属实，给予厚赏；如果多次侦察所得情报均属实，给予重赏，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可为二百石之吏；如果侦察能深入敌国的主要区域，审查属实，要加倍赏赐，如不欲受赏而欲为吏者，可任三百石之吏。

以上所引四段资料，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它说明军功爵制在战争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号令》所讲的军功爵制，与《商君书》、《韩非子》所讲的军功爵制非常相似，因此有人推断《墨子·号令》所讲的就是秦的二十级爵制，其实这种推断并不一定准确。固然《墨子·号令》中所讲的关内侯、五大夫、公乘等爵名，确实与秦二十级爵名相一致，但也有不一致者，如“上卿”爵名，秦二十级爵制中就没有。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有客卿、正卿之名，也不叫上卿。况且关内侯、五大夫、公乘等爵名也并非秦国的爵制所专有。韩、魏、楚等国皆有关内侯，而有五大夫爵名的国家就更多。所以我认为还是把《墨子·号令》所讲的赐爵制，当作战国时代所共有的现象为好，它说明军功爵制在战国时期各国已普遍推行。而且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的作用，把它列入立政“三本”和为政“三节”中的重要内容。墨子说：“何谓三本？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不果断、不坚决），则民不畏也。”韩非子说：“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任至而任大者，以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还说：“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商鞅对军功爵制的作用提得更高，他说：“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商鞅把推行军功爵制是否得当，视为“国家存亡之机”，说明了战国时期人们对军功爵制是何等的重视。《说苑·敬慎》又从相反的方面论证了军功爵制的重要性。“石仇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国君不可以不慎也。’”下面接着列举了九种足以亡国的原因，其中有一条是“国爵不用，足以亡也”。墨子、商鞅、韩非、石仇对军功爵制作用的有关论述，虽不免有夸大之嫌，但它说明，军功爵制在战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

《盐铁论·险固》说：“庶人之有爵禄……盖自战国始也。”这话虽不完全准确，但在战国时已普遍建立了军功爵制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在战国末年已出现了卖爵的情况。《韩非子·五蠹》说：“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工商不卑也。”从韩非这一段话来看，工商业者有可能通过买爵的途径改变自己的卑贱地位，而挤入封建地主行列。而爵位可以买卖，说明军功爵制到战国末期已出现了泛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