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刘邦吕后时的军功爵制

过去的历史学家有个“汉承秦制”的共同说法，即汉朝的政治制度是从秦朝承袭下来的，军功爵制当然也不能例外。殊不知“汉承秦制”是有个过程的，而且不是照抄秦制，其中有因袭，也有改革。

所谓承袭秦制有个过程，那就是说刘邦并不是从起事开始就沿用秦制，相反，刘邦在起事之初，奉行的是楚制而不是秦制。人所共知，刘邦自以为是陈胜的部下，陈胜在起义时就是以恢复楚国作号召。在篝火狐鸣时，喊的就是“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陈胜攻下陈县（河南省淮阳县）后，建立的农民军政权就叫“张楚”，即有张大楚国之意。所以陈胜皆按楚制建立官号，如他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就是明证。对此晋灼做了专门解释：“（陈）涉始号楚，因楚有柱国之官，故以官蔡赐。”刘邦家住沛县（江苏省沛县），属于楚地。刘邦响应陈胜起义之后，当然也要推行楚国旧制，所以刘邦攻占沛县后，称沛公而不称沛令。孟康对此也有很清楚的解释。他说：“旧楚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胜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汉书·高祖本纪》引师古注，对此解释得既简单又明确：“沛公，楚制。”楚国的地方长官称“公”，早为历史所证明，如白公胜、叶公诸梁都是楚国的地方长官。根据史书记载，刘邦从起兵到入关乃至在楚汉战争中，一直沿用楚国的官爵制度。对此宋人王益之早已发现，他在《西汉年纪》卷二《高祖》的《考异》中说：“高帝初起，自称沛公，其官爵皆楚制，如左司马、连敖之类是也。”应该说王益之对刘邦施行楚国官爵制度问题已讲得非常清楚，但由于《西汉年纪》流传不广，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故比王益之稍晚的徐天麟，在撰写《西汉会要·职官》时，对刘邦起兵后所施行的爵制，称之为“旧爵”，而不知其为楚爵，其实所谓“旧爵”就是楚爵。

从《史记》、《汉书》有关刘邦的功臣列传及其本纪中可以看到，刘邦从起兵到楚汉战争，为了鼓舞士气，奖励军功，在每次战斗结束后，都要颁赐军功爵位，赐给他的部下以七大夫、国大夫、列大夫、上间（闻）爵、五大夫、卿、执帛、执圭、侯等称号。

上列九种爵位，是根据刘邦的功臣得爵先后及爵位升迁次序排列的，它反映了刘邦施行楚国爵制的等级关系。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从《史记》、《汉书》的功臣列传来看，所有人的爵都是从七大夫开始，但可以肯定，七大夫绝不是楚国军功爵制中的最低级。因为史书记载的都是刘邦的功臣们在当了将军后所得的爵位，并没反映士兵们的得爵情况。士兵们所获得的军功爵位，肯定比七大夫要低。第二，根据史书记载，在上述九种军功爵位中，凡得到执帛、执圭爵位者，即可得到封君的称号。如曹参自五大夫封执帛，号建成君；灌婴赐爵执圭，号昌文君。按规定凡得到封君称号的人，也就得到了食邑的特权。但在刘邦建汉之前，封君的称号仅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惠。第三，在上列九种爵位中，至少有五种爵位，可以确定无疑地肯定是楚国的军功爵制。其一是五大夫，《吕氏春秋·长见》：“荆文王曰：‘苋嘻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则不安，旷之而不谷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于是爵之五大夫。”又《战国策·楚策》也有封五大夫的记载，两相印证，楚有五大夫爵位是毫无问题的。其二是卿。据《离骚》注考证：“楚武王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意思是说楚武王的儿子瑕，受卿的爵位，封在屈地，因此以屈为氏。其三是执帛。《汉书·曹参传》注引郑氏曰：“执帛，楚爵也。”其四是执圭。据《战国策·楚策》记载，楚襄王曾封庄辛以执圭的爵位，“称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其注文解释得更具体：“楚国之法，破军杀将，其官为上柱国，封爵位执圭者，谓既封上柱国之官，也虚受执圭之爵也。”其五是侯爵。《战国策·楚策》：“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通侯、执圭死者七十余人。”注：“通侯、执圭，皆楚官。”这个注不大准确，若说“通侯、执圭，皆楚爵”就对了。《战国策·楚策》还有“州侯相楚，甚贵矣”之说，是楚有侯爵的又一确证。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刘邦在入关以前，对其部下并没有封过侯爵。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时刘邦本人尚称沛公，当然不可能以侯爵封人。

对于刘邦在起事之初所推行的军功爵制，很早就有人做过解释，但一般都是以秦二十级军功爵制进行附会。如对国大夫爵号的解释，文颖认为“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级”。对于列大夫，文颖认为“即官大夫也，爵第七级”。由于五大夫恰好与秦二十级军功爵之第九级同名，因此苏林就认为“五大夫，第九爵也”。而楚爵通侯，更容易附会为秦爵彻侯。其实楚爵的国大夫、列大夫和秦二十级军功爵制毫无关系，这种解释全属附会。而通侯、五大夫也不是秦二十级军功爵制中的彻侯、五大夫，它是楚爵而不是秦爵。对于上间爵，《史记·樊哙列传》如淳注引《吕氏春秋》说：“魏文侯东胜于长城，天子上文侯以上间爵。”企图证明周时就有了上间爵的称号。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周王室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军功爵制，魏文侯已是一国的君主，按周的五等爵制，他应属于侯爵，上间爵怎么能够体现出对魏文侯的尊崇？我看还是孟康解释的准确。他说：“（上间爵）不在二十爵中，如执圭、执帛比也。”这恰好说明上间爵也是楚国的爵制。

关于刘邦在起兵初期施行过楚国爵制问题，现已得到考古实物资料的证明。在《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中记有刘邦建国前后的历史事件，这是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奏谳书》中的第十六案例就明确记载着刘邦施行楚爵制的情况。该案例是淮阳守偃追查新郪县令信谋杀狱史武的问题。此案涉及的人员有新县令信、长苍、求盗大夫布、公梁亭校长丙、发弩赘、舍人余。求盗大夫布与舍人余一死一逃，没有结案，其余四人都因杀人罪、谋杀人罪、纵囚罪判处死刑（弃市）。在审案时，要诊问（查问、核查）这四人的身份，其中涉及他们的爵位问题，现将诊问记录摘引如下：

诊问苍、信、丙、赘皆关内侯。信有侯子居雒阳杨里，故右庶长，以坚守荥阳赐爵为广武君，秩六百石。苍，壮平君，居新郪都隐（？）里；赘，威昌君，居故市里；丙，五大夫，广德里，皆故楚爵，属汉以比士，非诸侯子。

上引这一段资料，个别文字艰涩难懂，必有误字或误解，但其总体意思还是可以理解的。对上引文字可以分作三段来认识。第一段，“诊问苍、信、丙、赘皆关内侯。”应该是个疑问句，故文内的句号应改为问号，即查问这四个人是不是关内侯？从下文“鞫”，即审讯的结果得知，这四个人“皆大庶长”，而不是关内侯。这里诊问的“皆关内侯？”和鞫问证实的“皆大庶长”，都是指这四个人在汉六年，即此案发生那一年的现有爵位。关内侯是秦汉二十级爵位的第十九级，大庶长为十八级。这段文字说明，刘邦在汉六年已采用秦的二十级军功爵制。第二段是讲苍、信、丙、赘四个人的住址，立过的军功和原有的爵位。由于信是郪新县令，又是本案的主谋犯，故对他多问多记一些。记了信的儿子住在雒阳杨里，爵位是右庶长。从简文的原意考察，“右庶长”之后应是句号，而不是逗号。下文“以坚守荥阳……”说的是信、苍、丙、赘的经历。其中说信“秩六百石”，与信为新郪县令的官职完全相符。然后又说信、苍、丙、赘因坚守荥阳，阻击项羽之功，被封为广武君、壮平君、威昌君和五大夫。第三段文字至关重要，说明信、苍、丙、赘在汉三年（前204）因守荥阳而获得的广武君、威昌君、壮平君和五大夫都是“故楚爵”。下文讲的“属汉以比士，非诸侯子”，是说明原来的楚爵相当于汉的官爵，并指明这四个人都不是诸侯的人（当然更不可能是项羽的人），而是汉军的旧部。

根据上引《奏谳书》中有关楚爵的一段之字来分析，可以肯定刘邦直到汉三年楚汉战争时，仍沿用楚国爵制，因而也说明了宋人王益之认为刘邦“汉元年使用秦制”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王益之在《西汉年记》卷二《高祖》中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考异》曰：“高帝初起，自称沛公，其官爵皆楚制，如左司马、连敖之类是也。自入关封，汉元年始用秦制。”王益之发现刘邦初起，“官爵皆楚制”是正确的，但说“汉元年始用秦制”就不对了。那么刘邦究竟什么时候改用秦国的爵制呢？我过去也主张刘邦入关之后改用秦制，认为刘邦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由楚制转用秦制的关键。现在看到了《奏谳书》知道这种认识与刘邦的原意不合。刘邦在宣布“约法三章”之后，接着就说“余悉除去秦法”。刘邦当时的目的是以“悉除去秦法”来争取关中人民的拥护，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改用秦国的官爵制度。

根据《奏谳书》记载，刘邦在汉三年仍沿用楚国爵制，汉六年已用秦国爵制。从汉三年到汉六年中间只隔两年，而汉五年十二月楚汉战争才结束，在楚汉战争期间不可能进行军政制度改革。在汉五年五月刘邦颁布“复故爵田宅”诏书（按当时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故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均在正月之前），由此可以断定，刘邦是在楚汉战争结束不到半年时间内，就在汉五年五月的诏书中正式放弃楚国爵制，而改用秦二十级军功爵制。

公元前202年初，刘邦消灭项羽统一全国。为了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安置复员军人，奖励在战争中有功的战士和军官，在汉五年五月五日，刘邦颁布了一道重要诏书。这个诏书对于研究军功爵制非常重要，故将该诏书的原文照录于下，以便于分析研究。

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刘邦发布这个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召集流民，释放奴隶，安置复员军人。其突出的特点，是反复强调军功爵制的重要性。他所强调的军功爵制，是秦的二十级爵制，而不是楚国爵制，这标志着刘邦从此放弃了楚制，而采用秦制。现在就按刘邦诏书的先后顺序进行分析，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争取诸侯地区的人留在关中。愿意留下来的人，免除十二年的徭役、赋税，回家者优待减半。这说明刘邦在统一之后，就考虑到强本弱枝政策，与诸侯争夺军力、劳力。

第二，在诏书中宣布“复故爵田宅”，即恢复人民在秦政权下所拥有的爵位和占有田宅的数量。这是明显的放弃楚制袭用秦制，目的是争取在秦末农民战争以及在楚汉战争中逃亡山泽的流民，其中也包括流亡地主，让他们回乡生产，恢复他们原有爵位和土地、房屋的所有权，正式承认秦的军功爵制在汉代享有同样的法律地位。

第三，刘邦对于为他打天下而出力卖命的军吏卒，给予奖赏和优待。诏书宣布除犯罪者外，或虽犯罪而得到赦免的人，原来没有爵位及爵位在大夫以下者，一律赐给大夫爵位；原来就拥有大夫以上爵位者，再增赐一级爵位；凡是获得七大夫以上爵位的人，都可以食邑；爵位在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其本人和全家的徭役。

第四，根据秦时的政策，宣布七大夫、公乘以上是高爵。为了表示对高爵的尊重和重视，责令地方管理者必须优先满足高爵对田宅及其他要求，不得拖延。这说明刘邦对获有高爵的人是十分关心的，因为这些是他政权的支柱。

第五，刘邦在诏书中所提到的军功爵称号，与秦二十级军功爵制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刘邦在此时已放弃了楚国爵制，而改用秦制。

第六，从这道诏书中可以看出，刘邦通过军功爵制培养出一大批食邑的封君和军功地主。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关于“且法以功劳行田宅”的一段话，说明西汉建国后仍沿用秦的按军功赐予爵位和田宅的制度。特别是从“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两句话来看，汉初不仅对获有军功爵位的人赐予田宅，而且对于没有参军、没有军功爵位的小吏，也赐予田宅，并各有不同数量的规定，因此才有“多满”与“顾不得”问题的存在，只是诏书没提具体数量，令人遗憾。但可以肯定，按照“且以有功劳行田宅”的规定，广大士兵也可以根据自己获得的不同等级的爵位，而得到不同数量的田宅，成为自耕农。

刘邦汉五年五月诏书中有关军功爵制的政策规定，就成为以后汉政府的施政原则，其中有些不具体的问题，由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发现也得到部分解决。

《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前186）颁布的律令，从中我们第一次知道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问题。

根据《二年律令》记载，汉初二十级军功爵位共分四大等级：一是侯级爵，计有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侯。二是卿级爵，计有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共九级，所谓“九卿之义也”。三是大夫级，计有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共五级，通称为大夫爵。四是士爵级，计有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褭、四级不更，共四级，总称之为士爵。这四大等级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方面有极大的差别。《二年律令·赐律》有如下记载：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褭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

以上引文讲的是爵位与官级的对比关系。关内侯、彻侯相当于郡守、九卿一类的官，卿级爵（从左庶长至大庶长）相当于丞相长史、御史中丞一类的官，大夫级爵位则相当于郡丞和县令、长级的官，士级爵（公士至不更）只能相当于乡里的有秩、斗食、佐史等小吏。这种官爵对比关系，大概只适用于汉初，到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趋于轻滥，除侯爵、卿爵及大夫爵级中的五大夫外，公乘以下已列为“民爵八级”，成为荣誉头衔，与官级就毫不相关了。

在《二年律令》中对四大爵位等级的不同政治待遇，还有一些其他记载，由于考证起来繁杂琐碎，只好从略，有兴趣者可参看本书所收拙文《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关于四大爵位等级不同的经济待遇，在吕后二年颁布的受田宅制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下文即将做专门探讨。

自从商鞅变法建立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后，我们就知道与军功爵制并行的还有个受田宅制度，或称为名田宅制度。但是，对于各级爵位各受多少田宅，由于史无明文，只能付之阙如。刘邦在汉五年五月的诏书中提到了“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同样没有讲各级爵位“行田宅”的具体数量。我们同样是从《二年律令》中第一次看到了不同爵位所受到的不同数量田宅的具体数量，这样的资料太珍贵了，故先照录原文，然后再做必要的分析、探讨。

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褭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公卒、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户律》）

以上是受田律文，下面再摘录受宅律文。

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褭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公卒、士五、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户律》）

根据以上所引两条律文，可知汉政府是按六个等次授田授宅的。第一个等次是侯爵级，包括彻侯、关内侯。彻侯因有封国，故无受田记录，但可以受一百零五座宅基地，第二个等次是卿爵级，包括左庶长至大庶长九级。在这九级中，最高级的大庶长可受田九十顷，宅基地九十座，最低的左庶长还可以受田七十顷，宅基地七十座。卿爵级的受田授宅原则是等差下降，即每降一级就少受二顷田、二宅。第三个等次是大夫爵级，包括五大夫至大夫五级。大夫爵级与卿爵级受田受宅数量相比，落差非常大。卿爵级中的最低级左庶长尚可受田七十四顷，受宅七十四座，而大夫爵级的最高爵五大夫，则猛降至受田二十五顷，受宅二十五座，最低级的大夫则仅仅受五顷五宅。第四个等次是小爵级，包括不更至公士四级，受田宅的数量，最高级的不更受田四顷，受宅四宅。最低的公士仅受田一顷半，受宅一宅半，比庶人只多田半顷，宅半宅，略微显示有爵者的优越地位。第五个等次是无爵位的公卒、士五、庶人，可受田一顷，宅一宅，这与秦时庶人受田宅数量一致。第六个等次是犯有轻罪的司寇、隐官，可受田半顷，宅半宅。通过以上对吕后二年受田受宅律文的分析，有两点超出我所料。一是没有想到侯爵级、卿爵级、大夫爵级所受田宅数量如此之多，估计远远超过秦时的数量。秦时受田宅数量本来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商君书·境内篇》有一条资料：“能得甲首者，益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这里的“益”字，是指在原来赐田宅的基础上每提高一级爵位，就加赐田一顷，宅九亩。按秦制也是“百亩给一夫”，如果在百亩的基础上增一顷就是二顷，如此上推，就是到十九级的关内侯，也只能受田二十顷，受宅基地一百八十亩，比吕后二年受田宅数量低得多。不仅秦时受田宅数量低于吕后二年，在吕后之后的汉政府也从来没有制定过如此高额的赐田宅制度。二是没有想到对轻刑罪犯也可以减半受田受宅。据我分析，以上两点都与汉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生产亟待恢复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系，因此亟须把荒废的土地分配出去，以利生产。所以在受田的律令中，特别强调拥有军功爵者不幸早死，对于继承门户的后人（一般是嫡长子）仍给予“先择田”的优待，对其他儿子想要独自立户者，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对于宅基地的要求则有所保留。在这里对于“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一段文字要稍加说明。所谓“田宅不盈”的“宅”字，实是衍文，下文的“得以盈”，是指满额受田。对于“宅不比”即宅基地不够数的，则“不得”，即不再给了。律文的侧重点是保证生产，故耕地数量不足必须受足，而宅基地不足那就要将就一点了。

通过吕后二年的受田受宅律文，可以肯定地说卿爵级以上的人都变成了大地主，大夫爵级和士爵的不更簪褭都成了中小地主，公士以下的公卒、士五、庶人、司寇、隐官都成了自耕农。我曾说过：名田（受田）制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现在看来这些论断基本还是正确的。

在以上介绍汉初军功爵制问题时，对其他爵位谈得都很具体，唯独对彻侯说的较少。特别是刘邦的汉五年五月诏，谈了那么多的军功爵制问题，同样是没有涉及彻侯。这是由于彻侯是军功爵制中的最高级，地位和待遇都特殊，故另有诏令专门处理。

二十级军功爵制中的彻侯，后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改成通侯或列侯。刘邦自当了汉王之后，对列侯的封赐就逐渐增多。但是，在当时由于处于战争时期，刘邦的地盘和地位还未稳固，故他所封的列侯也是有名无实。在消灭项羽，统一全国，当了皇帝以后，为了按功行赏，刘邦在汉五年五月的诏书中，首先解决了士兵、军吏和一般军官的待遇及地位问题，接着从汉六年开始，就对他的助手和高级将领施行“论功定封”，直到汉十二年，前后共封列侯一百四十三人。

刘邦在“论功定封”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插曲值得介绍。刘邦在开始大分封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要封一百多个彻侯。因此，在他封了三十几个大功臣为侯后，就以群臣争功为借口，停止了分封，于是就引起了诸将不满和骚动。有一天刘邦从南宫的复道上，看到群臣窃窃私语，刘邦就问张良：那些人在干什么？张良答：他们要造反。刘邦问：为什么？张良乘机发了一番议论，才使刘邦大吃一惊，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张良说：“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刘邦又问：怎么办？张良说：要找一个在群臣中都知道你最不喜欢的人，先封了他，群臣也就安心了。于是刘邦就找了一位曾经几次触怒他，想杀而又没有杀的雍齿，然后请来群臣，大摆宴席，当众宣布：封雍齿为什方侯。因此，“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经过这一事件的教训，刘邦就再也不敢拖延了，“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在封侯之后，刘邦又根据群臣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的功劳大小，“作十八侯位次”。这十八位彻侯的位次是：

酇侯萧何第一，食八千户。

平阳侯曹参第二，食万八百户。

宣平侯张敖第三，食户不详。

绛侯周勃第四，食八千一百户。

舞阳侯樊哙第五，食五千户。

曲周侯郦商第六，食四千八百户。

鲁侯奚涓第七，食四千八百户。

汝阴侯夏侯婴第八，食六千九百户。

颍阴侯灌婴第九，食五千户。

阳陵侯傅宽第十，食二千六百户。

信武侯靳歙第十一，食六千六百户。

安国侯王陵第十二，食五千户。

棘蒲侯陈武第十三，食户不详。

清河侯王吸第十四，食二千二百户。

广平侯薛欧第十五，食四千五百户。

汾阴侯周昌第十六，食户不详。

敬侯丁复第十七，食户不详。

曲成侯虫达第十八，食四千户。

刘邦为什么要排列十八侯的位次？因为他所封的一百四十三位彻侯，都属于二十级军功爵制中的最高级。在这最高级的彻侯中，也需要分出个高低上下，故必须排列位次，不仅排列出十八侯的位次，而且突出这十八侯，是要说明他们在彻侯中的尊贵地位。排列名次的标准，名义上是以功劳大小来决定，实际上一看十八侯的名单就知道，并不是把功劳大的人都排在前面。在楚汉战争中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淮阴侯韩信，因有谋反嫌疑，姑且不论；曾被刘邦亲口赞誉为汉初三杰之一的留侯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高望重，封户上万，其位只排列为六十二。而刘邦的女婿宣平侯张敖，则位列第三；吕后的妹夫舞阳侯樊哙，则名列第五。其他排列在十八侯之内的，如颍阴侯灌婴、广平侯薛欧、信武侯靳歙、清河侯王吸、鲁侯奚涓、曲成侯虫达，都是以中涓、舍人的亲信关系和从芒砀山起兵的老班底，才得以名列前茅。由此可见，彻侯名次的排列，还有一个亲疏的因素。

刘邦在分封彻侯的时候，举行了既严肃又隆重的仪式。首先是“剖符作誓”。所谓“符”，就是皇帝发给被封人的凭证，有竹符和铜符，上刻有某人封为某侯的文字，然后把符一分为二，一半留在皇帝处，一半由列侯带回封国，叫作“剖符定封”。所谓“作誓”，就是封侯时的誓词：“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意思是说：即使黄河变成一条小带子，泰山变成一块小磨石，你的封国也永远存在，子孙后代一直延续下去。为了表示郑重，还要把誓词和符命“申以丹书”，刻于铁契，并藏之于宗庙金匮石室之中，还要杀白马祭天盟誓，表示永不改变。其实历史证明，这完全是一种主观愿望，而历史总是向统治者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彻侯受封之后，皇帝还授以“金印紫绶”作为权力的标志。汉初彻侯皆以县为封国，原来的县令、长就改称为相，彻侯就成为封国内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际政治、经济、军事都归相统辖，侯府可设家臣一人，总领府务，另设仆、行人、门大夫各三人，先马、中庶子各十四人，管理侯府各种庶务。汉初的封国一般封户较少，大者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时期，由于“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的封户也随之增加，“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随着列侯封户的增加，剥削也随之增多。按汉中央政府规定，列侯向封户征收租税的比例，每户人家要从向国家交纳的算赋口赋的总数中，抽出二百钱交纳给列侯。这样仅人头税一项，千户的封君每年就有二十万钱的收入。此外，列侯还要向封国人民征收田租（比例不详），并进行其他剥削。总之，汉代封君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长沙轪侯墓的豪华殉葬品，就已经完全说明了问题。刘邦大封列侯，就是培植了一大批高级封建贵族。

彻侯之下，十九级是关内侯。这是刘邦二流功臣的封爵，刘邦统一后共封一百一十三人为关内侯。关内侯与列侯最大的区别，是只准食邑，不能立国。关内侯所食封的人户，包括在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的总户之中，即由县里的总户数中拨出关内侯所应食封的户数。关内侯的封户，最多可达二千户，一般也都在三五百户以上，对其封户收税的办法与列侯相同。关内侯再立大功，可晋封为彻侯；列侯有罪降一级者，即为关内侯。按《二年律令》关内侯还可以受田九十五顷，受九十五宅，所以关内侯是介于贵族爵与官爵之间的一种爵位。

刘邦自汉五年下诏安置复员军人，封赏了为他打天下立有军功的中下级军官和战士，以后陆续分封了一百四十三个彻侯、一百一十三个关内侯。与此同时，刘邦又消灭了异姓诸王，大封刘姓子弟为王。至此，刘邦认为一切都安排就绪，该封的封了，该赏的赏了，该惩罚的也惩罚了，该消灭的也消灭了。于是刘邦志得意满，表示他已无负于天下。为此，刘邦在汉十二年（前195）三月，又发布了一道诏书。现将原文照录于下：

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师古曰：谓非列侯而特赐食邑者）。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致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宅，吏二千石徙之长安，赐小第宅，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刘邦在这道诏书中，可以说是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其基本精神是：对于有功者，定予赏赐，最高者封王，次为列侯，再次可食邑，对于入蜀汉、定三秦的老部下，世代免除其赋役；对于背叛他的人，则严厉宣布，一定诛伐。这是符合军功爵制赏功罚过的原则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刘邦在汉十二年所发布的诏书，是他推行军功爵制的全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