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爵制的颁赐程序和管理机构

军功爵制是为了奖励军功而建立的军政制度，那么它必然要有一套执行的手续和程序，事实上商鞅在建立军功爵制的同时也就建立了执行机制，那就是所谓劳、论、赐的一套授奖程序。这套程序一直沿用到秦汉基本没变。

过去读《商君书·境内篇》时，对于其中提到的“劳爵”、“盈论”、“赏爵”等词句的真正含义和相互关系，都不甚了了，也可以说根本不懂。云梦秦简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使我们对于军功爵颁行中的所谓“劳”、“论”、“赐”的含义和相互关系有了真正的理解。

在云梦秦简中下列一段文字至关重要，兹摘录于下：

从军当以劳论及赐，未拜而死，有罪法耐（迁）其后；及法耐（迁）者，皆不得受其爵及赐。（《军爵律》）

《军爵律》是为推行军功爵制而专门颁布的法律条文。在上引律文中有一个术语比较费解。这个术语就是“耐其后”。按“耐其后”的“耐”，就是《商君书·境内篇》的“劳爵能”的“能”。“耐”、“能”古通用，互训。“耐其后”这句话弄清楚了，这段文字虽然比较简略、生涩，但其大意还是明白的。它是说：凡是从军的人，都应当根据他的军功（劳）大小，颁赐不同的爵位、土地和财物。经评定（论）某人应得某个爵位，但还没有正式拜爵（即没有正式任命），就已死亡，以后发现他有罪，按原来的规定，应受爵者死后，其功罪依法转给他的后代。现在发现他有罪，所以他的后人就不能得到爵位和赏赐。如果已经拜爵（即已接到爵位任命），而没有得到赏赐的，还要给予赏赐。这里说明了颁行军功爵的三道手续，即劳、论、赐。“劳”是指从军后所建立的功劳，这是颁赐军功爵的前提和依据；“论”即因功论赏或因罪论罚，就是要经过所属单位有关人员的评议，评议其功劳大小和是否属实；“赐”就是评议之后，国家根据功劳和罪过的大小而颁赐给不同的爵位、土地和财物，或给予一定的处罚。根据上引秦简的文字来看，赏赐是分两步进行的，即先赐爵，然后再赐给土地和财物，因此才出现了“已拜”和“未拜”的区别，并据此定出是否再给予赏赐的原则。

以上对劳、论、赐的理解，是有可靠的根据的，秦简中还有具体事例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先谈“劳”。在秦律中有《中劳律》，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注释说：“中劳常见于汉简，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甲编》中114有‘中劳二岁’，2359有‘中劳三岁六月五日’。《中劳律》应为关于从军劳绩的法律。”这个解释基本是准确的。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甲编》中还保留一条《中劳律》的条文：“敢深益其劳岁数者，赀一甲，弃劳。”意思是说有人胆敢擅自增加自己劳绩年数的，罚一甲，取消他的劳绩。为什么有人敢于擅自增加自己的劳绩年数呢？就因为它与赐爵制有关系。当然赐爵并不单纯凭劳绩的年数，更主要还是看是否有战功，而战功也属于“劳”的范围。总之，“劳”是赐爵的主要根据。

再谈“论”。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关于“论”的资料保留下来的有两条：

战死事不出，论其后，有（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

军新论攻城，城陷，尚有栖，未到战所，告曰：战围以折亡叚者，耐；敦（屯）长、什伍智（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敦［屯］表律》）

这两条资料都涉及军功爵制的“论”字。第一条讲的是对阵亡者的论功行赏问题。对阵亡者，按其功劳大小，把爵位赐给他的后人（按此处的“后”字，是秦汉继承关系的专用术语，即专指有第一继承权的嫡长子，如无嫡长子，其他子中的一人，也可以称为“后”）。但赐爵后，又发现他没有死，就要夺去他后人的爵位而免为一般军卒（这就是《史记·白起列传》所说的“夺爵为士伍”）。活着的战士归来后，就罚为官奴隶。从这条资料来看，所谓“论”，是有论功行赏和论过行罚的两种含义。

第二条资料的大意是论新近攻城战有关赏罚的问题。在攻陷敌城之后，指挥人员没有亲临战场，而叚（假）报敌人的伤亡数字者，处以耐刑。屯长、什伍之人知而不告，要受处罚，同什的人要罚一副铠甲，同伍的人要罚两副铠甲。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这样一条资料，即《捕盗律》所讲的“捕人相移以受爵，耐”，意思是说把捕获的人转交他人以骗爵位，处以耐刑。这条律文说明两个问题：一、军功爵制不仅适用于军功，而且也颁赐给捕盗有功的人，以此类推，也可以颁赐其他方面有功的人；如有人冒功领赏受爵，将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这表明秦对军功爵制的重视。

最后谈“赐”。“赐”就是赐爵，也包括随赐爵而来的其他赏赐。《墨子·号令篇》中有“数使人行劳赐”句，这里的“劳赐”包括有慰劳和赏赐两种含义，赏赐的主要内容是赐爵，这是没有争议的。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除前引《军爵律》记有“赐”的资料外，其他律文中还没有发现类似文字，但由于“赐”的含意比较明确，其他文献也多有记载，在此无须赘述。

在掌握了云梦秦简中的“劳”、“论”及“赐”的真义后，回过头来再看《商君书·境内篇》关于“劳爵”、“盈论”、“赐爵”的一些记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其战也，五人来薄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夫劳爵，其县过三日，又不致使大夫劳爵，能。

这一段资料文字不多，问题不少。“五人来薄为伍”，孙诒让根据《尉缭子》有“束伍令”，解释为“五人束薄为伍”，指的是“五人为伍”的军事编制。“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一般读者的断句皆作“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字则下读。持这种断句法的人，认为“羽”字是“死”字之误，“轻”是“刭”之讹。是说“同伍之中，一人死了，四人不能救则受刑”。这种解释是极不合理的，因为打仗必然要死人，死一个人，就要刭（杀）四个人，那还得了！我想再混蛋的军事家、法政家也不会定出这种法律。我认为这段文字的关键在对于“羽而轻”和“耐”的解释。按“羽”有“飞”的意思，“轻”即“疾”，“能”即“耐”，即耐刑（二年以上刑）。如果以上几处难句难字解释通了，全文的大意也就清楚，它是说：在战争时期的编制五人一伍，五人中有人逃跑，知而不举报，其他四人要处耐刑。在战争中能杀敌一人，可免除全家徭役。对有功人员在颁行爵位和赏赐田宅、财物的时候，有关县超过三天不能把爵赏颁发下去，要处以耐刑。

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人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

这两条资料讲的都是论功行赏、论功赐爵的条件和原则。第一条资料是讲在百将、屯长的率领下，对小部队战斗的行赏条件和原则。按规定百将、屯长率领下的小部队，能斩三十三人以上敌人的，评满功（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里规定的“百将、屯长不得斩首”，目的是为防止百将、屯长为争夺军功而放弃指挥责任。这条规定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战斗作用。第二条资料是讲五百主、国尉以上率领的大部队的行赏原则和条件。攻城围邑斩敌八千以上，评满功（盈论）；野战斩敌二千，评满功（盈论）。战胜的部队成员，自操、徒、校勤杂人员以上，都由大将主持赏赐。赏赐的具体内容，就是前已讲过的“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也，就为簪褭也……”，一般说都是在原有的爵位基础上各加赐一级，并赐有田宅。对高级爵位的获得者，还要“赐虏”、“赐邑”、“赐租税”，对功高的将领们及易于受攻击的战斗人员，如对大将、参、御等，“皆赐爵三级”。

以战故，首三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其县四尉，訾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官兵之吏。

这段资料比较费解的有三处：一是“首三”。按“”即“暴”字。“首”，据朱师辙的解释：“首犹斩首也。”二是“其县四尉，訾由丞尉”。按“四”即“国”字，形似致讹。“县”即悬赏的“悬”。“訾”作“评量”解。这句话的大意是劳爵悬赏由国尉评量，赐赏由县丞、县尉执行。这可能有相互制约的作用。三是“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官兵之吏”。此句孙诒让、朱师辙均不得其解。“一除”的“一”字，各家均定为衍字。“人”字，朱师辙改为“入”字，文意仍不通顺。不过，总观全句，其大意还是可以理解的。其大意是：在战争中，有人斩首三次，就要考察核实。考核公布三日之后，将军认为无可怀疑，就交到县里颁爵赐赏，这就是所谓的劳爵。劳爵由国尉和县丞、县尉配合评量执行。凡斩敌首一者，就赐爵一级，增加赐田一顷，宅地九亩，还赏给一个庶子（依附农民），并可推荐一名庶子为“官兵之吏”。

其攻城围邑也，国司空訾莫其城之广厚之数，国尉分地，以徒、校分积尺而攻之。为期曰：先已者当为最启，后已者訾为最殿，再訾则废。内通则积薪，积薪则燔柱。陷队之士，面十八人。陷队之士，知疾斗，不得斩首，队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死者一人后，不能死之千人环，规谏黥劓于城下。

这段资料是讲攻城的赏罚问题。对本文可分三段理解。第一段是讲攻城前的准备工作，先由国司空负责测量城墙的宽度及厚度，然后由国尉分出地段，让徒、校等勤杂人员测量，分段进攻。第二段讲的是对攻城战的奖罚原则：最先打开突破口，攻入城内者功为“最启”，最后攻入城内的列为“最殿”。两次被评为“最殿”就取消对他的奖赏。第三段讲的是攻城的办法及攻城后的赏罚。“内通”的“内”，孙诒让认为：“内当为穴，篆文相似而误。”《墨子·备穴篇》有一段话和这段文字相似，他说：“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缚柱施火，以坏吾城。”这里的“内通”是“穴攻”。即事先准备好薪柴，并捆成捆，然后利用穴道，放火攻城。攻城时要组织冲锋陷阵的敢死队，每面十八个人。冲锋陷阵的敢死队只能开路疾进，不能恋战厮杀。攻下城后，冲锋陷阵的敢死队，每人赐爵一级，战死的允许其后代一人受奖赏。畏死不前、临阵脱逃者，处以车裂之刑。在攻城时，有人提出异议，阻军败坏士气者，在战场上处以黥刑和劓刑。

关于颁赐军功爵赏的手续，《墨子·号令篇》也有所反映。如对派出侦察敌情的侦查人员，当他们回来后，首先要进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情报属实，而又没有叛变行为，就要给予厚赏。一连派出三次都完成任务，则给予重赏。愿意为吏者，可以任二百石小吏。而且还规定：“扞士受赏赐者，守必身自致之。”即郡守必亲自把赏赐之物送到受赏赐者手中。对于在战争阵亡有功的人员，郡守和县令必须“身行死伤家，以予哀之。身见死者之后（合法继承人）”。战争结束后，还要“亟发使者往劳，举有功及死伤者数，使爵禄（之）”。以上这些都是在颁赐爵禄中必经的手续和程序。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有管仲对封人的一段话：“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这里所说的“劳之论”，就是以劳论赏而赐爵的意思。看来劳、论、赐的赐爵程序，也可能是从春秋时期传下来的。

以上是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商君书·境内篇》、《墨子·号令篇》论述了秦在颁布军功赏爵时的劳、论、赐的程序。下面再讲一讲在颁布军功爵赏过程中的另一个程序，就是在经过严格的考察、认真的评议之后，在决定向某人颁赐爵位时，还要向受赐的家庭发去报书（用现代的语言可以称为喜报）。在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两封木牍家书中，记载一位参加过秦楚淮阳战役的士兵，在其家书中提道：“书到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这位士兵在信中问他家是否收到他的立功授爵报书。可见向被授爵者发报书，也是一道必经的手续。

对军功爵不仅有赐，而且也有夺，这就是说受爵者如果犯有重罪，还要剥夺他的爵位，即受夺爵处分。如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注引如淳曰：“尝有爵，而以罪夺爵，皆称士伍。”在秦王政时，嫪毐发动叛乱失败后，其舍人被夺爵者四千余家。吕不韦被迫自杀后，“窃葬，其舍人临者……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流放）；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如果犯罪较轻则降级处分。《商君书·境内篇》说：“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所谓“贬”就是降级，但是，为什么要说“自二级以上”呢？如果犯重罪者只有一级爵位。那么他就无爵可降了，而只好取消他的一级爵位。

在秦代，为了推行军功爵制，还专门设立了主管官员和机构。在秦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统治下，军功爵制的最高控制权，在统一前掌握在国王手中，在统一后掌握在皇帝手里，然后再由国君委任太尉（统一前是国尉）管理颁行爵禄事宜。

《吕氏春秋·孟夏纪·四月纪》天子“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吕氏春秋》这段话虽然没有说明是哪个朝代的官制，实际上太尉是秦官而不是周官。周代的五等爵制，是按宗法世袭，由天子亲自分封，司空授土，司徒授民。关于这一套分封制度，《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得非常清楚，毋庸赘述，只有秦代的军功爵制，才由太尉来管理。因此我们认为《吕氏春秋》所说的太尉“行爵出禄”确为秦制，而不可能是周制。

在这里还要谈一谈太尉与国尉的关系问题。《史记·白起列传》：“白起迁为国尉。”正义曰：“言太尉。”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任尉缭“以为国尉”。正义曰：“若汉太尉，大将军之比也。”根据张守节正义的解释，国尉就是太尉，或相当于太尉、大将军一级的官。但从《商君书·境内篇》来看，国尉在战场上指挥作战，颁赐爵赏，其地位在大将军之下。所以韩养民在《太尉小考》一文中认为，张守节正义之说是错误的。他说：“国尉一官的地位应在大上造之下，不言而喻，国尉并非最高军事长官”，不能与汉太尉相比。应该说韩养民的考证是有根据的，不过，理由也不是很充分。如国尉是官名，大上造是爵称，两者孰高孰低不好比较。据我的考证，在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大良造（即大上造）是最高级，商鞅身处于宰辅之位，才被封为大良造，其地位当然高于国尉。我想是否有这样两种可能性：一、国尉的地位前后有变化，商鞅变法时其地位低于大将，到战国末期其地位高于大将而与太尉相等；二、在秦国，中央和地方都有国尉，中央的国尉相当于太尉，地方的国尉低于大将。但不管怎么说，在太尉、国尉的职务权限中，都有颁赐军功爵赏的一项内容。

秦还设有主爵中尉。顾名思义主爵中尉应该是专门主管军功爵位的官，故陈直认为，“主爵中尉原掌列侯及官爵，对八级以下之民爵疑亦兼管”。但从《汉书·百官公卿表》来看，主爵中尉的执掌范围很窄，而且其职务以后又有变动。《百官公卿表》云：“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列侯更属大鸿胪。”据此可知，主爵中尉只管列侯，这可能因列侯有封国，只有中央才能管理这一爵位，当主爵中尉改名都尉，特别是更名右扶风成为三辅的地方官后，就不再管列侯爵位之事，从此列侯就由大鸿胪管理，这与扬雄《百官箴》所说的“鸿胪司爵”的精神完全相合，而“鸿胪司爵”也只是管理列侯，其他爵位则为各级军事系统管理。荀悦《申鉴·时事》说“掌军功爵赏，小统于五校，大统于太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另外，各级地方政府也参与爵位的管理事务。

从《商君书·境内篇》所记载的“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和“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的情况看，在军队中大将、将军及五百主、二五百主、百将、屯长各级军官和军吏，都有评议（论）和颁行军功爵赏的职责。大概是一级一级往上评，又一级一级往下颁赐。当然在军队中，颁赐爵位的决定权在大将和将军手中，其他各级则无决定权。另外，从“其县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耐”及“其县四（国）尉，訾由丞、尉……”的记载来看，大概军队只颁给爵位，而郡县地方政府根据爵位的大小赐给田宅。在县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县丞、县尉。对于这个问题，如果秦代史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用汉初的史料来做旁证。在西汉初年获得五大夫、公乘以上高爵者，对其所赐田宅还是由郡县拨给，刘邦并且多次下诏令催促郡县执行。本书在讲汉代军功爵制时，还要详细说明，在此无须赘述。对于七大夫以下的低爵，由军队评议（论）、颁布爵位以后，只在户籍上写上爵名，并注明免除其本人或其家属徭役事宜，就算办完了所有手续。

秦国的军功爵制，历经春秋、战国和秦统一后长期发展、演变过程。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军功爵制贯彻执行得比较得力，把全国军民上下人等都纳入了战争轨道，而且这种制度吸引着每个人来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这种制度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利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及个人身份地位升降等之上的。在秦统一六国以后，就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二十等军功爵制。为了推行军功爵制，秦政府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的管理机构和劳、论、赐颁布爵赏的程序和手续，并采取了其他相应措施。在中央有太尉、主爵中尉、大鸿胪主管军功爵制工作，在军队中有大将、将军、五百主、二五百主、百将、屯长各级军官、军吏具体执行，在地方有县丞、县尉颁赐给得爵者以应得的食邑、田宅和其他奖赏，说明秦政府对军功爵制的推行是非常认真的，政策是落实的，获得爵位的人，不论是高爵或是低爵，都能享受到不同的特权和优待。军功爵制在秦代是具有实际政治、经济价值和意义的一种制度，它和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的轻滥情况，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