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中间道路理论

中间道路理论，顾名思义，是介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一种学说。1938年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出版了著作《中间道路》，他认为中间道路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适度调节，既使经济得到发展，还会提供一定社会福利。凯恩斯、贝弗里奇、马歇尔等人与麦克米兰在福利问题上的看法相似或相近，他们认为在分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保证个人自由等方面，市场是最好的机制，但是，市场机制确实也引发和加深了一些社会问题，需要控制和矫正。中间道路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使经济快速增长外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会造成不平等、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帮助应对这些问题，一定程度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因此，该理论的焦点在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国家干预，力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20世纪50—70年代晚期，中间道路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90年代之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及其幕僚吉登斯等人提出走介于欧洲传统的福利国家和新右派的竞争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之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受到英国的影响，都选择了取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长的“第三条道路”策略，提倡把促进社会公平和促进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第三条道路”可以看成是中间道路理论的发展和延续，并广受瞩目。

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有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第一，福利国家陷入了危机和困境。20世纪70年代后，“石油危机”的发生标志着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蔓延西方的石油危机和高通货膨胀伴随着高失业率的经济滞胀危机全面爆发，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效用和承受力受到了质疑，发达福利国家开始重新检视既有的福利政策，因为经济危机以及社会救助开支的大幅增加使福利国家的财政状况堪忧，社会福利这个原来的宠儿一夕间成为众矢之的，经济增长的低迷甚至衰退使福利资金的供给不断减少，而经济危机造成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又使对福利的需求不断增加。日益减少的税收收入难以应付快速增长的福利需求，福利国家入不敷出，面对这样的挑战连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得不对这场危机和自身以往的政策进行反思，并酝酿福利改革。第二，政治支持结构发生改变。经济危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变迁，产业结构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科技企业和服务业转型，这种变迁的后果是产业工人队伍的萎缩和以知识分子、高科技人才为主的中高层次群体的迅速扩充，工人阶级数量大幅缩减且其内部也发生分化，整体上看工人阶级意识弱化，阶级认同感下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同也在下降。传统工人阶级以往一直是欧洲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阶级结构的变化使得左翼政党的支持群已日益萎缩，想要重新获得选票就必须扩大依靠力量，选择第三条道路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新的问题与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科技革命日益加快了步伐，这种变化一方面促进了国家之间的交流，为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是同时也制造了不少问题，如国际竞争的激烈、生态环境的破坏，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宗教文化冲突等。这些全球性问题让人们认识到单靠国家自身和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是难以解决这些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冲突。这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和选择发展战略。正是在以上背景下，以中间道路为基础发展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它主张积极福利，为福利国家改革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从学术上看，英国学者吉登斯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出版了《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书中他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探讨了后传统社会的危机并提出了社会福利转型的理论，其核心在于反思了现代化阶段全球化的加快以及全球化为社会带来的许多新型的不确定性因素，传统的左、右两大阵营都无法提供对这些新型不确定因素的全面合理的解释及有效的应对之策，因此必须超越左和右的认识局限，综合众多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出发点，已解决面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由此，吉登斯成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他除了积极构建理论、从事学术研究，并且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将自己的理论和主流政治相结合，被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誉为精神领袖，其著作成为英国工党的指导性理论。在福利方面，“第三条道路”认为国家应该让人们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创建一种使所有公民都积极就业、自力更生的现代福利体制。第三条道路对福利国家制度提出了批判，认为它既不能减少经济不平等与贫富差距，也不能预防风险并切断风险根源。第三条道路认为福利国家是与控制风险之间存在联系的，但是在后传统社会人们面临的风险有所不同，传统社会人们面临的主要是外部风险，基本能用保险方式预防，而后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难以预料，也难以用传统的方法解决。由于风险性质的变化，传统福利国家必然发生危机，而这种危机并非表象上的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的危机。于是，再使用以往的事后补偿方式的消极福利制度，在全球化和人为风险为主的时代是难以适应的，必须进行改革使之转为积极的福利制度。“第三条道路”倡导的积极福利除了应对风险类别的差异外，和消极福利相比，还存在目标、手段和机制上的差异：在目标方面，消极福利是维持人的生存状态，积极福利不只为了应对贫困，还要促进社会成员获得发展；在手段方面，消极福利是“输血”式的提供物质帮助，积极福利是“造血”式的提高人的能力；在机制方面，消极福利是对外部风险进行事后风险分配，积极福利则是对人为风险进行事先预防。英国作为福利国家的转型是通过第三条道路实现的，具体措施包括：采取工作福利模式，即以就业机会代替救助措施，注重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此外，还致力于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建立包容性的新型社会关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全球化和国内复杂环境，推行继贝弗里奇后的第二代积极福利的目的是要减少贫困并树立中产阶级的信心。2007年，英国布朗政府执政后仍然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社会福利的改革，倡导积极的社会福利。可以说，中间道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日臻成熟，不能再将其狭隘地看成是左派与右派路线的折中，而更多是为了超越“左”与“右”，是对“左”与“右”两维政治意识形态的颠覆和超越，正如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诺贝尔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在探讨“左”与“右”区分时所说的那样：“在实践中，第三条道路在中间派那里；但在理论上，它主张的并不是两极之间的折中妥协，而是取代他们，因此，它同时接纳和取代它们。于是，它不是一个中介的第三方，而是一个超越的第三方。”中间道路已经在欧洲各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并在各国的福利改革实践中接受着考验并被不断改进和完善。

中间道路学派的基本观点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以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中间道路学派认为，社会应当把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一定程度地结合起来。另外，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也要平衡，在现实中，要根据具体情况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社会政策离不开经济政策，同时，社会政策也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是应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不能单纯地追求高福利。第二，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根据中间道路学派的观点，当社会成员遇到风险和困难时，政府应该帮助其应对以化解风险、解决困难，否则将带来风险并不利于社会稳定。市场经济下会产生一定的不公平，当这种情况为社会大多数成员难以容忍时，国家就要加以适度干预进行矫正，使贫困的社会成员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第三，中间道路学派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他们认为在促进公平的同时国家福利很可能导致效率低下，因此需要社会的参与，即让志愿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福利服务的提供以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这种混合或多样化的福利经济还能在加强个人责任的同时不影响公共责任。

在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方面，中间道路理论不质疑福利领域的国家主导作用，然而，中间道路论者又对此表现出矛盾，即既渴望国家提供福利又希望限制国家行为，认为国家福利不宜过多，否则会造成国民的依赖心理，并侵蚀人们自力更生的意志。随着中间道路向“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吉登斯等人认为基于近来福利国家面对的种种问题，福利国家不能继续一成不变，即使强烈支持其基本原则的国家也会如此。于是，他们倡导通过积极福利的建设来解决福利国家面对的一系列问题。积极的福利制度必须摆脱把“预后关怀”当作解决风险的主要手段以及对它的依赖，要把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消极的概念转化成积极的：变无知为持续的教育，变懒惰为创造，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为此，政府的再分配重点应该是“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对人类能力的开发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主张国家通过各种方式使受助者积极参与劳动就业。对贫困的认识也随之发生改变，贫困不再被视为穷人个体失败的结果，而是将之归结为更广泛的社会排斥过程的结果，对于贫困的对策则倾向于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来应对，这包括相关救助政策的投入和强调个人责任与选择的结合，以防一些人依赖救助，强调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

总之，由于中间道路理论力图超越传统的“左”与“右”典型二分思考方式，这使得中间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内容与界限显得内容庞杂和模糊，其本身就是在妥协和矛盾中发展起来的，尽管它宣称自身是为了“超越”而非“折中”，但还是容易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比如德赖弗（Driver）和马特尔（Martell）就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试着调和最终不可能调和的目标，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将左派和右派对立的意见，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整合在一起。在这些意识形态以及它们各自秉承的基本理念——公平、自由和威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可消解的矛盾。”但不可否认，中间道路理论又确实能够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并且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通过发展和完善，它又以“第三条道路”的形态对许多福利国家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倡导的国家负责与个人负责并重以及权利和职责并重的理念，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并提供积极福利的主张，其实为许多欧美国家“从福利到工作”式的社会救助改革提供了思想指导。欧美国家工作福利模式的社会救助，强调受助者参与培训、寻找工作和接受政府介绍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并以此换取获得相应救助的权利，这其实就体现了中间道路的所倡导的国家负责与个人负责并重的思想，是一种“积极福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