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分析

台湾地区“国发基金”采取类似英国“大社会资本”（big society capital）的方式，以投资观点支持社会企业，相当契合各国各地区以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以取代政府补助所可能造成资源依赖之趋势（Stecker, 2016: 375；郑胜分，2016）。依据OECD的定义，社会投资系指资本使用目的在于同时产生社会效益及财务回收。其方式包含融资、股权及债券，有时也会采取担保或承销。被投资人若绩效良好，利润除回馈给投资人外，也会用以再投资，而投资人则希望社会与财务回收能够同时得到均衡，并且为了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投资人愿意接受较低的财务回收（OECD, 2015:132）。

检视与社会企业有关之社会投资文献，目前主要采取两种研究方式，其一为案例分析，其二为投资渠道分析。就案例分析而言，如2002年英国政府与私募基金合作，设立小区桥接创投（Bridges Community Ventures），以活络小区产业；2008年通过《银行休眠账户社会建设法案》（The Dormant Bank and Building Society Accounts Act），以休眠账户资金成立大社会资本基金，投入慈善与小区公益之用；2009年美国成立社会创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以增加公共或私人投资方式，协助社会企业化解社会问题（郑胜分，2016: 130）。就投资渠道分析，各国政府鼓励社会企业向市场寻求资金，如英国、美国、新加坡与韩国等，不仅希望透过政策介入扩大社会企业筹资渠道，而且陆续启动各类型基金与信托等，为各类型社会企业引入更多元的资金来源。

社会投资的“案例分析”与“投资渠道”有许多重叠之处，不易区隔，也无法呈现社会投资的全面性。故本文以OECD（2015）跨国研究为架构基础，并归纳台湾推动社会企业筹资的四种重要策略，包含“社会企业行动方案”提出之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国发基金”与社会福祉及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循环基金所聚焦之社会影响力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台湾“劳动部”倡议之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以及台湾“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所推动之众筹（crowdfunding）。以下依据研究目的，分述四种筹资策略之内涵与采纳背景，以为研究分析之基础。

（一）筹资策略的内涵

1．公益创投

在福利市场化趋势下，许多社会组织透过公益创投进行筹资。OECD认为公益创投系采取市场化的途径进行筹资，公益创投改变社会组织传统的慈善赠与逻辑，透过补助款、股权及借贷等工具，给社会组织财务及非财务的支持，公益创投除让投资人得到财务回收外，也提供投资人软性的社会效益回报（OECD, 2015: 133）。然而，在“利润分配受限”的规范下，社会组织的治理层级（董事会或理事会）无法分配投资成果，却必须承担投资失利的责任，致使公益创投在社会组织应用度不高，故相对于主流的慈善募款方式，各国各地区公益创投规模仍旧不大（Nicholls, 2014: 169-170）。

对于社会企业而言，EMES所提“有限利润分配”（a limited profit distribution）的指标，让社会企业家得以分配合理的利润（Gidron & Hasenfeld, 2012:78）。虽然公益创投要求社会效益与财务回收，但在基于追求社会影响力前提下，公益创投允许较低的财务回收，当社会企业无盈余时可以不求财务回收，甚至社会企业亏损时也愿意将投资转为捐赠，成为“投资转捐赠”之特殊形态，此种投资又被称为低风险的天使基金（angel funds）（Fenn et al., 1997；郑胜分、刘育欣，2015: 48）。公益创投的投资人因为容许较低比例的财务回收，且回收周期较长，故其投资人被称为天使投资人（Nicholls, 2014: 169-170），故公益创投成为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新趋势（Lane, 2011；郑胜分、刘育欣，2015）。公益创投运作如图1所示。

2．社会影响力投资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前身是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如透过投资绿色产业或偏乡教育产业，以提高商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故为商业组织的一种策略性布局，其本质仍是为了获利。而在新公共管理思潮下，各国各地区政府一方面希望打破补助款、政府购买服务或委托承办所造成的资源依赖困境，一方面也希望行政绩效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成为施政的亮点，故透过政策引导社会影响力投资介入难以突破的结构性社会问题（如弱势就业、游民等）。

社会影响力投资乃是投资人与被投资人对于社会问题或特定公益课题的一种交换。特定公益课题必须与提供社会中处于生活危险的群体所需的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有关，并且需要中介组织的协助。中介组织包含社会银行、社会投资银行等。被投资人有义务提出一份正式的社会影响力评估报告，而投资人除得到社会影响力评估报告外，也可以期待得到财务回收，但财务回收必须低于一般风险投资的市场水平，以符合社会影响力投资之核心价值（OECD, 2015: 23, 132）。

受限于信息落差，投资人与被投资人之间欠缺联络渠道，故有赖于中介组织扮演网络节点（network node）之角色，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中介组织类型主要如下：

（1）社会创投基金

兴起于近十年，且日趋增加，但因为基金较新且规模较小，故不容易吸引风险投资人的注意，其投资工具不仅仅是股权，更是较为复杂的组合。例如，总部设于德国的社会创投基金（Social Venture Fund），以创新或企业精神投资社会企业，化解日趋严重的社会与环境挑战；2002年创设于英国的桥接创投（Bridge Ventures）则采取影响导向投资途径，化解小区服务不足的问题，并进而支持创设“社会企业家基金”（Social Entrepreneurs Fund）（OECD, 2015: 29）。

（2）社会证券交易

近年社会证券交易日趋增加，如伦敦的社会证券交易所（Social Stock Exchange）、南非的上市公司Nexii（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的社会企业）及新加坡的亚洲影响投资交易所（Impact Investment Exchange Asia）。对于寻求社会与财务回收的投资人，前述例子皆致力于建设具吸引力的平台（OECD, 2015: 30）。

（3）以创设基础建设为导向的政府或基金会

各国各地区政府及许多基金会都致力于创设社会影响力投资所需的基础建设与资本，而信任与信息公开则是关键。除英国大社会资本外，2007年10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全球影响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概念，并于2008年6月正式成立基金会，由全球40位投资人组成，采取影响投资策略，更有效地化解社会与环境问题。全球影响投资网络透过支持关键基础建设及发展特定活动、教育及研究，以吸引投资人。

社会影响力投资与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亦有所差异。社会责任投资乃是基于投资的伦理（ethical）观点，并维持一定的财务报酬率，化解社会与环境问题。社会责任投资早期关注药瘾、吸烟、酗酒及戒赌、干净能源或绿色产业等课题，近期则透过借贷或股权方式，投资于社会企业（Nicholls, 2014: 164）。二者差异点在于，社会影响力投资着重“正面”的社会效益，而社会责任投资则可能产生“正负相伴”的效益，其负面效益易演变成“洗绿”（greenwashing）的弊端，即将新兴的绿色市场视为赚钱的机会，或者生产绿色产品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不利于环境生态的外部效果（Stecker, 2016）。

相较于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范围更为宽广。社会影响力投资泛指一切有助于改善社会问题的投资活动，虽不同于一般商业投资追求最大获利，但本质仍是透过获利模式扩大社会影响力（OECD netFWD, 2014），故社会影响力投资更接近“好生意”的获利思维，也可视为商业组织的另一种“蓝海战略”（Blue Ocean Strategy）。社会影响力投资与公益创投差异点在于，公益创投除资金投入外，也重视能力建设，且同时要求社会与财务回收，甚至成为“投资转捐赠”之特殊形态；而社会影响力投资则不然，从OECD（2015）定义可以发现，社会影响力投资以减少成本损失为原则，除社会效益外，更关心预期的财务回收。其运作通常由私人慈善家或企业型基金会主导，透过投资社会企业，既可化解社会问题，风险投资人亦可获利，且透过对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力，进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故对社会影响力投资而言，社会企业就是一个可以投资获利的目标。社会影响力投资运作如图2所示。

3．社会效益债券

社会效益债券乃是需求导向的投资策略。社会效益债券系指政府透过募集资金，提供社会组织或社会企业发展资源，故是一种公私协力模式的展现（Jones &Donmoyer, 2015: 21）。2009年英国劳动部开始规划社会效益债券，透过政府与中介组织订定契约，由中介组织招募投资人并将资金暂时交付政府，并由投资者觅得服务提供商（社会组织或社会企业）负责项目执行，依据社会问题化解之成果，在公正第三方（专业社会组织）的审查下，由政府支付一定比例报酬给中介组织，投资人再依据投入资金之多寡，向中介组织回收投资利润（Nicholls, 2014: 183-184）。社会效益债券以预防服务（preventative service）的概念，节省政府将来化解问题的支出，如英国第一个社会效益债券即透过契约与商业组织合作，化解了彼得伯勒市（Peterborough）出狱者的社会疏离问题（Schinckus, 2015）。

社会效益债券不是一般的捐赠或赞助，而是一种由政府主导投资社会的过程，投资人包含信托基金、商业投资人及高资产的个人；中介组织寻求合作的服务提供商必须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执行契约，且服务产出必须以创新的做法让目标团体（如出狱者）的利益最大化；最后由公正第三方专业社会组织进行效益评估，若达到契约所订立标准，政府需契约规定，支付一定比例费用给中介组织，投资人再从中介组织回收资金（Nicholls, 2014: 183-184; Warner, 2013: 305）（见图3）。

4．众筹

众筹是近年来创业领域热门话题。众筹形态相当弹性多元，主要系指社会企业家或微型创业家透过募资平台取得创业或实践创意的资金。众筹是相当复杂的概念，Hemer等人依据资金回收的复杂度，将众筹分成五种类型，包含：捐赠（donation）、奖酬（reward）、预购（pre-selling）、借贷（lending）及股权（equity）（Hemer et al., 2011）。Hemer等人的分类受到Hass等人的质疑，Hass等人认为资金回收复杂度的指标太过单一，故渠等透过群集分析，归纳众筹的13项特质后，以价值（value）为评价基础，将众筹区分成志愿主义（altruism）、快乐主义（hedonism）及获利（for profit）三种众筹形态（Hass et al., 2014）。

“志愿主义众筹”是一种捐赠的形式，不求任何形式的回收；“快乐主义众筹”追求非货币的回收（non-monetary return），投入众筹是一种自我价值感的实践，其类型包含奖酬及预购，如与冠军球队共进晚餐就是一种奖酬，而预购则常见于支持小农经济，并得到更健康或友善环境的农产品；而“获利众筹”就偏向货币回收，其类型为借贷与股权，借贷是一种融资的形式，而股权则偏向投资的概念（Gierczak et al., 2016: 13-14）。相较于一般融资，众筹可以避开冗长繁杂手续，且无须担保品，有助降低组织行政成本，还款压力也相对较小；但另一方面，众筹稳定性低，资金规模通常有限，有时也可能产生筹资不足问题（Bruntje & Gajda, 2016）。

无论是Hemer等人的资金回收复杂度观点，或者Hass等人所提的价值评价基础，其实都是观察众筹的一种视角，如同商业组织以成本效益，社会组织以使命为评估基础般，前述学者的论点应无优劣之分。从社会企业双重底线的角度，资金回收复杂度及价值，各适合为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评价之基准。是以，本文兼采资金回收复杂度及价值两个视角，据以建构众筹完整的运作图景（见图4）。

众筹除捐赠性质外，也包含获利导向的运作模式，从投资的角度，“股权众筹”（equity-based crowdfunding）就是一项新兴的筹资策略。例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扩散，隶属于金管会证券柜台买卖中心（Taipei Exchange）之创柜板，即具备股权众筹精神（黄晓盈，2015）。2014年4月18日支持提供无障碍环境与服务的全面链接商业运作模式的多扶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以社会企业为产业类别登录创柜板，开启台湾地区政府以股权众筹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之滥觞，目前已经有三家社会企业完成创柜板登录。

（二）筹资策略的采纳分析

检视社会投资相关文献，OECD依据组织生命周期，将社会企业筹资策略分成三个重要阶段，分别为新创期、扩张期及公私协力期（OECD, 2015: 19），对于厘清社会企业投资之选择，相当具有参考价值。

首先，社会企业在新创期易受到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其创设资金主要来自“4F”，即家人（family）、朋友（friend）、投资人（funder）及傻瓜（fool）四个主要资助方（Giancarlo, 2016: 417）。在“4F”之中，投资人的角色日益重要，无论是捐赠或非货币性质的众筹，或创业竞赛奖金，或政府投资基金的介入，甚至是具备“投资转捐赠”性质的公益创投。但须注意的是，大多数支持皆偏向组织新创期，而公益创投较为特殊，公益创投更关心如何协助社会企业度过创业初期之“死亡幽谷”（loss zone），减缓社会企业因收支失衡可能产生的倒闭风险（OECD, 2015: 19-20）。

其次，当社会企业逐渐茁壮，进入扩张期时，为扩大社会影响力，社会企业必须面对组织规模化的挑战，社会影响力投资与股权众筹在此时适时介入。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社会企业被视为投资目标，虽然可以允许较低的利润，但与新创期的投资人不同点在于，此阶段的投资人已非“投资转捐赠”性质的天使投资人，更类似风险投资人。

最后，一旦社会企业发展成熟，就有机会与政府合作化解社会问题，即迈入公私协力期，故社会效益债券往往必须是规模较大的社会企业才能参与。

对此，本文从组织生命周期的角度，从资金回收（捐赠/获利）角度，提出社会企业筹资策略采纳的图景（见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