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沙特三大战略支柱根基动摇

近年，由于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沙特赖以立国的三大支柱日趋根基动摇。

（一）经济上依靠石油，但页岩气革命使沙特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权重下降，由此使“福利换稳定”模式受到冲击

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并依靠石油收入维系“福利换稳定”的统治模式。然而，近年来，随着能源开采技术不断进步，沙特这种传统经济模式遭遇巨大挑战。一方面，沙特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有所下降。长期以来，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一直稳居世界最大油气储量国和生产国位置。然而，随着水力压裂法等能源开采技术的成熟，加拿大的“油砂”、巴西的“盐下油”、美国的“致密砂岩油”等非常规能源商业开发成为现实。据统计，非常规能源的开发，使西半球的油气资源总储量超过大中东地区五六倍。意味着全球能源中心日趋从中东转向西半球。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权重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沙特等中东产油国生产成本优势日渐丧失。中东石油资源分布集中、埋藏浅、储量大、油层厚、压力大，因此石油生产成本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然而，能源勘探技术进步使世界石油生产成本不断下降。目前页岩油钻井成本每桶低于50美元，并可根据市场情况快速调整产量，由此使欧佩克传统的油气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这使沙特等产油国难以像过去那样左右能源生产和定价，欧佩克使用石油武器的能力遭到削弱。2014年后半年以来，沙特主动发起“油价战”，目的是打击页岩气产业，提升沙特在国际能源市场份额。但由于页岩油开采技术先进，这一削价策略并未奏效。全球油价因增产而持续下滑，沙特最终反受其害。

沙特在国际能源市场中权重下降，直接影响沙特维系多年的“福利换稳定”的模式。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等中东产油国之所以能躲过政权更替潮，正是因为其采取了“花钱买稳定”的办法。2011年2月（中东剧变最激烈时期），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宣布出资350亿美元用于解决住房、增加工资以及增加社会福利。当年3月，阿卜杜拉国王又宣布总价值超过7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用于改善民众福利。但长远看，这种政治稳定模式会因沙特能源地位动摇而面临挑战。目前，沙特财政盈亏平衡油价己从2008年的40美元/桶，增至2014年的90美元/桶，目前已达到100美元/桶，油价低于此便会出现财政赤字。按照沙特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到2030年，只有油价达到每桶300美元才能满足沙特社会开支需求。但在页岩气和页岩油等非常规能源产品冲击下，国际油价上涨空间有限，这使沙特“花钱买稳定”的模式难以维系。

（二）安全上依靠美国，但沙美共同利益基础日益减少

沙特地缘位置重要，尤其是1938年发现石油后，其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20世纪早期，英国将沙特作为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工具，因此丘吉尔对伊本·沙特追随者的嗜血和狭隘视而不见。英国的逻辑就是：由于沙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地缘位置，因此与沙特结交有助于巩固英国的地位。直到1947年，英国决策者在评估沙特的重要性时指出沙特的石油是“任何谋求世界性影响或统治的大国都值得努力争取的东西”。

作为二战后新兴的超级大国，美国同样对沙特高度关注。二战后期（1943年2月），一些美国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请求政府直接援助沙特，以确保“战后那里继续完全属于美国企业”。对此，罗斯福表示：“鉴于沙特阿拉伯的防务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应给予援助。”因此，二战尚未结束，罗斯福就在1945年2月14日与沙特国王伊本·沙特举行会晤，确立了“石油换安全”的战略盟友关系。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沙特也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柱。但近年来，以“9·11”事件为标志，沙美合作的蜜月期已经过去，双方对立和敌对日益增多。尤其是2016年以来，美国对沙特似乎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双边关系出现诸多不和谐之声。

一是奥巴马首提“沙特搭车论”。2016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表示，沙特搭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便车，批评沙特资助不宽容的宗教势力，拒绝与伊朗和解。奥巴马“明显因为正统外交政策迫使他将沙特阿拉伯当作盟友而烦躁”。

二是美国解密“9·11”报告。2016年4月，美国众议院联合调查报告解密了28页的联合调查报告，该报告因涉及沙特与“9 ·11”事件联系，自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保密状态。该报告称：“部分生活在美国的‘9 · 11’事件劫机犯，与沙特政府的某些人保持联系、接受资助或提供帮助。”参与该调查报告的前参议员鲍勃·格雷汉姆，还指责沙特包容恐怖主义，资助全球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并称“他们（沙特）比伊朗还坏”。

三是美国国会出台“9·11”法案。2016年9月9日，也就是“9·11”事件十五周年前夕，美国国会通过《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或称“9·11”法案，英文缩写JASTA），允许“9·11”事件受害者起诉任何支持恐怖主义的赞助者（沙特），并扣押沙特海外资产（包括沙特的主权基金）。9月23日，总统奥巴马以“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该法案。但美国国会旋即在9月28日以压倒性多数对奥巴马的否决行使再否决，使该法案就此生效。该法案生效后，美国公民将能够就沙特政府在“9·11”恐袭中的责任提出控诉和索赔。

四是部分国会议员要求禁止向沙特出售武器。2016年8月底，60名美国国会议员签署联名信，要求奥巴马政府推迟向沙特出售11.5亿美元军火。理由是沙特在也门制造的平民伤亡人数日益增加，奥巴马政府未能管住自己的阿拉伯盟友。此前，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墨菲曾专门提出，要限制美国向沙特提供武器。

美国与沙特日趋疏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美国“能源独立”趋势，使沙特—美国合作的共同利益日渐减少。美国是中东传统的“用油大户”，对中东石油依赖度甚大。1991年苏联解体时，美国40%石油需求需要进口，其中54%来自欧佩克成员国， 24%来自波斯湾地区。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沙特的主要利益就是石油。然而，近些年，随着页岩气开发初显成效，美国能源独立趋势日趋明显。2007～2012年，美国页岩气产量以每年5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美国天然气基本实现自给，并成为世界第三大原油生产国（排在沙特和俄罗斯之后）。花旗银行预测，2020年前，美国石油产量有望超越俄罗斯和沙特，成为新的能源霸主。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任内要加大国内油气开发力度，实现美国能源独立。美国国内油气开发，使其能源对外依赖度持续下降。2006年，美国对外依赖度为60%, 2015年降至24.6%，接近尼克松时代以来就渴望实现的能源独立目标。

在此背景下，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比例日趋下降。2006年以来，美国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进口石油量已减少近180万桶/日，加拿大、巴西及哥伦比亚等国对美出口量则增加70万桶/日，达到近340万桶/日。2012年，美国从中东原油进口量占进口总量22%, 2016年再降至16.16%。其中，美国从沙特进口石油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的20%左右，降至15%左右。美国能源情报署表示，到2020年，美国自产原油将能够满足将近一半的国内需求，其中82%的资源来自大西洋西岸。欧佩克预计，到2035年，从中东到北美的石油运输将几乎完全消失。

美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的下降，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行为逻辑。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承诺保护中东石油稳定流出，但新能源革命改变了国际能源领域持续40多年的悲观主义情绪。能源独立使美国可以不必再按照确保中东油气稳定流出的思路安排其全球战略，从而获得更多行动自由和战略喘息机会。克林顿时期的能源部高官杰·黑克斯表示，“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掐断石油，能源的独立性让我们在经济、地域、国防上更为灵活”。“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降低，为美国政府在介入中东事务上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手段，我们也许不再需要用美国士兵红色的鲜血去换取那黑色的石油。”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丹尼尔·比曼撰文指出：关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最常被人提起的是石油，然而，现在产油国的稳定对美国的重要性不比过去，尽管仍牵涉美国的实际利益。美国自身也已经崛起为一个重要的产油国。

在此背景下，沙特在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中的重要性下降，沙美“能源换安全”的合作根基将不复存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从海湾国家到埃及），都在质疑美国是否正在逐渐放弃该地区。2016年3月，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沙特不停止支持“伊斯兰国”，美国将停止从沙特购买石油。特朗普还建议，美国应撤离中东，而不是继续卷入中东事务。美国待在中东的原因是为了石油，但现在这个理由已不再是个理由。

另一方面，沙美合作的共同威胁减少，由此使双方“联手共斗”的内驱力越来越小。沙美要想维系特殊关系，除了要有共同利益外，还要有共同的外部威胁，且这种外部威胁对双方战略利益的损害或潜在损害相当巨大，才能使双方同仇敌忾，携手共进。但沙美关系恰恰是“共同威胁”越来越少。

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最大目标之一，就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此，美国倚重纵容沙特等地区保守国家，支持沙特推行伊斯兰主义。在这方面，沙特与美国配合得丝丝入扣：共同反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纳赛尔、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以及1990年入侵科威特的萨达姆政权。沙特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确保自身安全：20世纪40年代反对伊拉克和约旦的哈希姆家族的政治野心；50年代反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1979年之后沙特对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 1990年8月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约5万名美军士兵进驻沙特为其提供保护。沙特领导人至今仍认为，只有美国才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

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沙特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幅下降。冷战期间，沙特是反苏阵营的核心国家，但苏联解体使沙特的这种重要作用不复存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陷入“谁是敌人”的战略迷茫。2001年美国遭遇“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明确将恐怖主义作为打击对象，不仅发动“反恐战争”，还将“独裁专制”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中东民主改造”根除恐怖主义根源。而沙特奉行君主专制统治、长期输出瓦哈比主义，助长中东恐怖主义。2001年“9 ·11”事件中的19名嫌犯，有15名来自沙特，本·拉登就是沙特外交政策的产物。所有这些都使美国对沙特日益嫌弃。早在2008年1月，民主党众议员安东尼·韦纳和罗伯特·韦克斯勒就称，沙特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敌人，不再是反恐战争中的盟友，并批评布什政府向沙特出售尖端武器的主意“简直愚蠢”，众议院431名议员中有51位支持否决军售的动议。在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中，沙特是美国“最勉强的盟友”。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优先考虑的是防范和遏制中俄等新兴大国崛起，并提出“再平衡战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公开称，到2020年，美国将把60%舰艇（包括六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亚太地区。为此，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态势明显：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2013年美伊达成初步核协议；放弃军事打击叙利亚，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等等。美国战略收缩趋势，使其对沙特、埃及等传统盟友关注度和投入日趋下降。美国目前已停止向沙特预先通告行动的传统做法。在地区事务中，沙美分歧同样明显。尤其在伊核问题上，美国不愿意花费巨大财力人力对付伊朗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因此主动与伊朗接触，最终在2015年7月达成核协议。沙特一直担心伊朗借机坐大，威胁其地区领导地位，因此对美国放松对伊制裁等做法极为不满。2016年4月，美国《大西洋月刊》专访文章中，奥巴马公开批评沙特纵容教派冲突，并呼吁沙特应理解伊朗，与伊朗在中东和平共处。这使沙特认识到，美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其提供绝对保护，问题重重的沙特王室政权真正处在危险之中。沙特被推到“陌生的十字路口”，战略焦虑感空前沉重。

（三）意识形态上靠强化宗教，但输出瓦哈比教义负面效应日趋显现

沙特一直靠“宗教立国”，瓦哈比主义是沙特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从1734年开始，沙特家族就与瓦哈比派结成联盟，沙特王室支持瓦哈比主义扩张，瓦哈比则为沙特家族对外扩展提供舆论工具。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壮大。沙特正式建国后，瓦哈比教义成为沙特维系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此外，伊斯兰教两大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均位于沙特境内，沙特国王一直以“两大圣寺监护者”和伊斯兰世界领袖自居，由此决定了沙特内政外交带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

瓦哈比派属于伊斯兰教的罕百里学派（逊尼派中最保守的派别）。20世纪初，英国“中东通”劳伦斯就曾指出，瓦哈比派“带有清教徒的所有狭隘偏见”，远不是伊斯兰教的代表。他认为，瓦哈比教派是些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的边缘分子，“如果该教派取得优势，麦加和大马士革的宽容温和的伊斯兰教就会被内志的狂热所取代，而且宗教狂热将因成功而愈发强烈和膨胀”。瓦哈比派认为，所有非逊尼派派别都是叛教者，都应该被处死。这种极端教义很容易滋生极端恐怖势力。从思想渊源看，“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都与瓦哈比教义密切相关。

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思想扩张，沙特开始在全球大力传播伊斯兰教。1964～1975年，沙特先后创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世界穆斯林联盟”。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为反击伊朗的反沙特宣传，沙特加大在海外传播瓦哈比教义力度。有统计称，过去30年中，沙特为传播瓦哈比原教旨主义思想，沙特直接或间接投入了1000亿美元以上。实际花费可能是其倍数。相比之下，在1921～1991年的70年，苏联在全球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花费不过70亿美元。另据沙特官方周刊《洞察》（Ain al-Yaqeen）报道，未来40年，沙特将在非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建立1359座清真寺、210个伊斯兰中心、202所学院、2000所学校。目前，沙特出资建造的清真寺，美国有16所，加拿大有4所，其他清真寺分布在伦敦、马德里、布鲁塞尔、日内瓦等，总额开支（包括培训伊玛目和宗教教师的费用）达数百亿沙特第纳尔。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等保守政权为抵消“阿拉伯之春”的影响，竭力强调自己“宗教卫士”的形象，引导地区局势保守化，以扩大沙特政权的安全空间。

然而，瓦哈比教义对沙特实际是把“双刃剑”：它既是沙特王室维系统治、扩大沙特国际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威胁沙特政权稳定的巨大隐患。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这些极端恐怖组织与沙特官方教义有直接联系。瓦哈比教义培育出大量宗教极端分子。为防止极端分子在国内作乱，沙特一直采取“祸水外引”办法。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沙特支持国内伊斯兰分子赴阿富汗参加反苏“圣战”，并为其提供约10亿美元援助，目的之一就是让这些危险分子远离本土。但阿富汗战争结束后，这些圣战分子返回国内，重新将矛盾对准西方乃至本国政府。制造“9·11”事件的19名嫌犯中，有15人来自沙特。

为“趋利避害”，沙特政权再次“祸水外引”。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鼓励境内极端分子赴伊“圣战”。2011年叙利亚内战升温后，沙特故伎重演，纵容境内宗教极端分子赴叙利亚作战。据估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共有1.6万名外籍士兵来自西亚北非，其中中东地区8270人。这其中，沙特人有2500人（其他分别是：土耳其2200人，约旦2000人，黎巴嫩900人，埃及600人，苏丹70人）。叙境内与“基地”组织有瓜葛的伊斯兰组织Abdul Samad Issa和bu Sakkar就得到沙特大力支持，这两个组织曾干过吞食叙利亚士兵内脏、砍杀基督教徒等极端行径。“伊斯兰国”同样与沙特有直接交往。

但这种做法只是“扬汤止沸”，中东极端势力日趋形成气候，最终将矛头对准沙特王室，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基地”组织理论家扎赫拉尼（后被沙特政府处死）认为，独裁政权（包括沙特）的所有士兵都是异教徒。他引经据典，证明杀死沙特公职人员或警察是正当的。“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类似，也指责沙特是异教徒统治的国家，当权者是暴君和异教徒，忠诚于欧洲“十字军”，认为沙特军警正在杀死“圣战者”，这正像异教徒统治者所为。德国《明镜周刊》称，瓦哈比派给伊斯兰国提供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让一些温和穆斯林变得激进。“伊斯兰国”很多言行，就吸收了沙特麦加大清真寺伊玛目沙迪斯的思想。2016年7月16日，一名19岁的极端分子杀死了其在沙特安全部队担任上校的叔父，理由就是后者充当了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的“鹰犬”。

从实践看，“基地”组织从2003年开始，就在沙特制造一系列恐怖袭击，目标包括西方机构、沙特政府部门和外交使团。到2008年，沙特已经发生了30起恐怖袭击，共造成15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同期，沙特还挫败了160起恐袭阴谋。2014年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同样将矛头转向沙特。2014年11月，“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宣布与沙特进入战争状态，号召民众推翻沙特王室（他称之为两圣寺土地上的“蛇头”），将“哈里发国”扩展到沙特。2015年5月22日，“伊斯兰国”在沙特东部城市盖提夫一座清真寺制造自杀式袭击，造成21人死亡、101人受伤。这是该组织首次在沙特境内制造恐袭事件。此后，类似恐袭持续不断。据沙特内政部统计，2014年11月～2016年6月，“伊斯兰国”在沙特制造26起恐怖袭击事件。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7月4日，该组织同时在沙特的吉达、盖提夫、麦地那制造恐袭，尤其麦地那清真寺恐袭事件，意味着沙特纵容恐怖主义的政策已经破产。沙特“两大圣寺监护人”的形象严重受损，同时影响了沙特扩大旅游业的计划。当前，极端恐怖主义已成国际社会公害，而沙特与这股势力藕断丝连，令国际社会很多国家对其侧目而视，沙特的国际形象极大受损。

从地区层面看，2014年3月，伊拉克总理曾指责沙特与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2016年9月13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纽约时报》撰文，标题就是“让我们摆脱瓦哈比主义”，指责沙特在全球传播极端思想，称瓦哈比主义是中东“暴力的关键推手”。伊朗总统鲁哈尼同年9月22日在联大演讲中，要求沙特停止传播其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2017年3月28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官方网站称，“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根源就是沙特培育的极端思想。这已成为中东和世界各种极端恐怖主义的祸根”。

从国际层面看，2013年7月，欧洲议会将沙特信奉的瓦哈比主义认定为全球恐怖主义的主要来源。2015年12月，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称，沙特资助世界各地的瓦哈比派，德国许多宗教危险分子来自该派别。德国媒体称，沙特是极端分子的“最大赞助商”。根据2016年1月泄露的内部邮件，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3年在邮件中称：“沙特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关键性财务基地”，“在过去30年中，沙特输出的极端意识形态，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美国智库学者也称，沙特是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上升的真正祸端。美国前国务院官员法拉赫·潘迪森撰文指出：“如果沙特不停止其做法（支持瓦哈比运动），必须承担外交、文化和经济后果。”总之，沙特这种充满争议的宗教外交，使其国际形象不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