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点理论出现的基础

一 空间诸学科思想的轮回

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重要的议题，即如何实现社会平等和空间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包含制度、文化、经济、价值观、义务和权利等社会发展理念，而空间社会公正则是社会平等理念在空间学科当中的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空间社会研究诸学科（城市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针对城市空间社会公正发展的系统研究。其本质特征在于从城市空间建构视角分析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平等观念，而且主要以城市社会、文化问题为导向，尤其反映在人居环境空间的营造及人本主义空间社会秩序的布局规律上。目的和导向就是创造一个充满人性和诗意的空间，这种空间理应是一种充满“地点性”和“地点感”的情境空间。这种趋势被认为是“空间的社会文化转向”态势，直接影响了当代人居环境学科的发展潮流，而且从今天的城乡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领域都可以窥见这种迹象，反观中国的城乡规划学、建筑学、景观学、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等空间社会诸学科的发展历程亦可以看出。传统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领域过分关注传统的建筑和空间形态美，而理科“达尔文”式的自然法则和工科“实践工程理性”的模式左右着学科的人本主义方向，一些城市规划学者更愿意追求空间的时间和经济效益。总结国外城市空间研究诸学科的研究历程和发展轨迹可以看出，空间诸学科的研究大致经历以下几种认知的转向。

二 空间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转向

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广义现象学的重要内容。存在主义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50～60年代，战争给人刻骨铭心的痛苦，使得哲学从对客体世界的思考转到对人的思考上。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不能通过认识途径达到，而只能通过阐述或说明的途径达到。存在主义关注人的本质、尊严、自由，对人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受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空间诸多学科（主要是在人文地理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领域以及一些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回归人本主义的转向，主张从人的角度去探讨意义、价值、目的，这成为空间学科人本主义转向的基本内涵和目标诉求。人本主义从人自身出发，研究人的本质和自然的关系，凸显人的理性、正义、仁爱、自由、情感、欲望、权利、意志、贪婪等，从人的空间世界角度阐述问题。著名地理学家约翰斯顿（Johnston, 1995）指出：“人类社会只能通过人本主义的努力来表现，因为有关地点的态度、感觉、主观看法不能通过实证研究来解释。”格雷诺·奥维拉（Grano）认为：“人的感知、经验、知识、行为模式及其所处的环境构成的地点是一个整体系统，这已经成为地理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王兴中，2000）皮特（Peet, 1998）认为，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差异本质在于对地点概念的认知。段义孚在其所著的《恋地情结》《恐惧景观》中认为：“人本主义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们的地理行为以及人们对地点的情感和思想，而空间不是均质的，是充满人类情感的地点。”

三 空间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转向

行为主义研究较早属于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此后逐渐成为行为科学的研究特征。主要包括社会行为、文化行为、行为心理、经济行为、政治行为等，这些行为可以跟空间发生关联，故可以形构成空间行为。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尤其是后现代行为主义方法强调把人的尊严、价值、文化意识、权利地位等纳入心理研究的范畴，与行为主义密切关联的是结构主义特征（王兴中，2005）。著名社会地理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提出社会学的“构造”“行为”“社会系统”“社会实践”“前后关系”“结构二元性”等概念，认为社会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框架内发生一种完全根据经验的联系。因此，行为是在时间、空间背景中，在社会和机制所设定的范畴中设计并制造地点。吉登斯还认为，地点就是若干带有社会活动的物理环境。在传统社会当中，地点和空间是重合的，因为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空间维度是由“在地”或“地点化”的活动支配的。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分离，而且使空间和地点相脱离（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1998）。相当多的学者将行为主义和环境感知理念运用到空间和景观的研究当中，这种研究可被视为对实证主义、模型主义的“空间分析”和“客观景观”研究的反思和批评。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和古德尔的《意境地图》推进了对地点理论的深度解构，引发对地点特色空间——购物中心、娱乐地点、开敞空间的感知研究（杨大春，2005）。

四 风水堪舆思想所反映的传统地点观

长期以来，风水堪舆思想在我国传统人居环境营造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我国早期人地关系研究的代表，“风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秘密，是人对地点的一种复杂情感。因此，它是中国传统“地点感”文化的缩影。同时，它也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形态结构下的一种特定“人地观”，是人对生存环境的一种行为环境认知，是人对宗族世家、乡土观念、生活场景、生产条件、自然环境等产生的持续的、稳定的心理认同，不仅具有文化内涵、情感内涵，更具建设的实用性。风水堪舆学所反映的“地点性”正是风水地点理论观的直接表征所在。

传统风水堪舆思想提出过“元气自然学说”“河图洛书说”“天人合一说”等原理（练力华，2014）。“元气自然学说”认为，堪舆学就是研究建筑周围的山水和周边环境物体的，这些有形的物体，会散发出“气”，形与气形影不离，气隐而难知，形显而易见，故可“因形察气”。“河图洛书说”认为，空间与环境具有时间和方位特征，强调“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的原理。“天人合一说”认为地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解决人与天和谐相处的问题，达到天、人、地等气场的和谐协调，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中理人事，乃天人合一理论。在传统堪舆思想中，天人合一的表现就是将地理用在建筑上，强调必须从选址到规划设计和营造都要周密考虑天文、地理、气象等自然环境因素，也要综合考虑人和社会的环境行为感知因素，从而创造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的良好居住环境，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诗意栖居境界。地点理论所承载的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空间形体与文化心理意象、现实与抽象、科学与情感混杂的学问，风水堪舆思想就是对理想人居环境的想象与实践，它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诗意地栖居”的地点环境营建目标。

五 由社会“公平”到空间“公正”的追索

空间诸学科的发展线索告诉我们，在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结构当中，存在主义的社会形态认识论与空间文化结构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依附的。城市学家哈特逊（Hartshorn, 1992）在《城市解析》，建筑社会学家弗瑞兹·斯蒂尔（Fritz Steele, 1981）在《地点感》，地理学家段义孚（2001）在《地点与空间：经历的透视》，尔瓦内斯基（Salvaneschi, 1996）在《商务地点区位论》等著作中就告诉我们，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结构的效益会随着人们自身及社会存在价值观的变化而改变，即人本主义行为模式会改变城市空间结构的组织模式，对地点的行为感知和情感认同价值将反映在具体的物质空间形态建设当中。空间诸多学科的学者更喜爱用“地点”这样的空间单元来描绘人们对区域的认知以及对物质空间实践价值好坏的评判。“地点”已经成为空间社会学科研究地方的一种哲学方法论，用来解构各种日常生活空间的结构。虽然“地点”是一种解构空间的哲学方法论，但是地点观所反映的是空间研究由社会“公平”转向城市空间“公正”的社会人本主义思潮（王兴中，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