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来源:文化、制度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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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化、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的概念辨析

人们对文化的存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对这个与特定地域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概念的类比。在微观层面上,特定群体中每一个个体似乎在思维、态度和行为方面都依赖于一套相同的滤镜(Heuristic),于是便有了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等概念。人们的日常经验和心理学的实验室证据都已经提供了微观层面上文化存在的证明。在群体层面上,以地域为单位和界限的文化更是一种普遍性认知。比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把当今世界划分为一系列不同的文明板块(中华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

但是,文化也是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迄今为止,学者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统一的共识。以至于有人戏称文化是“万能药”,凡是其他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统统都归之于文化。为了避免这种模糊性,实现分析论证的严谨,本书采用如下定义:文化是特定人群的一套信仰和预设体系,形成于他们致力于解决外部与内部问题的过程之中——这种体系运作良好,足以被认定是有效的并可以被传承给该群体中的新成员。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introduction.这个定义要求我们对文化、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做一个区分。原则上,文化与传统文化是一个概念,但是本章所指的传统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更多的是从比较角度看待传统文化并基于更高的抽象概括层次。所以,它不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教条等具体要素,而是基于非物质的、令它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深层特质或原则。比如,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文化”,意指日本文化的特质是将耻辱感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载体。

政治文化的概念虽然离不开文化的定义,但它不是文化在政治领域的简单延伸。正如文化一样,政治文化的概念也是众说纷纭,而比较权威的一个定义来自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该书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参见阿尔蒙德与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史天健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共享规范和价值观,而不包括态度和信仰,从我们的角度看,他的政治文化概念类同于此处的“传统文化”概念。。比较常见的政治文化外延包括政府信任、政治效能感、政治价值观等。与此处的传统文化概念不同,政治文化相关概念不是区分不同文化体的特质,因为它们在任何文化体中都存在,只是其程度高低会因为文化体的不同而不同,比如第一章中我们发现,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要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公众的政治信任度,但这一发现并不是说,中国有政治信任,而欧美发达国家没有。另外,政治文化的抽象层次要低于此处的传统文化概念,具体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显然比“耻文化”更容易被发现和测量出来。最后,政治文化相关概念描述的是国家—社会关系(这一关系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传统文化更多的是社会层面的概括性描述。

在区分以上概念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探讨中国作为上述概念的载体的合理性。学者通常把中国(甚至东亚)定义为一个文化体并认为它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的特质。这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英格尔哈特的世界文化地图中得到了明确界定。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意在消除传统文化影响的政治运动,但传统文化与思想的传承一直没有中断,甚至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变得更加稳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中重新兴起了汉服热和国学热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标志。在国家领导人层面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世界”等重要观点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契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这一切都说明,研究中国(甚至东亚)政治问题必须考虑其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