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非铁路沿线集镇的兴衰——兼及其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1881～1937）

熊亚平

内容提要：依据与铁路运输之间关系的有无及其大小，可将华北集镇分为铁路沿线集镇和非铁路沿线集镇。随着铁路运输的兴起和发展，石家庄、唐山、焦作、秦皇岛、驻马店、漯河、泊头、张店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铁路沿线集镇迅速发展，而除龙口、兴隆等少数集镇外，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非铁路沿线集镇在1937年之前却呈现不同程度的衰退之势，并对周边乡村社会变迁产生影响，铁路则为重要致因之一。这表明，在利用交通因素推动区域社会变迁时，必须充分发挥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水运等不同交通方式的特点，形成布局和层次结构合理的交通体系，从而推动区域社会协调有序发展，避免再走一个地区的发展以另一个地区的衰退为代价的老路。

关键词：华北 非铁路沿线集镇 铁路交通

 

所谓集镇，系指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以集散乡村农副产品、满足乡民日常生活为主要职能，具有一定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的聚落。正如费孝通所言：“如果把‘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为了避免这种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不如称这种社区为‘集镇’。……我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但也可以考虑在城乡之间另立一格，称之为镇……镇字旁还得加个字，要加就不能再用城或乡，所以还是可以考虑称为‘集镇’。”铁路开通前，华北已有不少集镇，铁路开通后，驻马店、漯河、张店、枣庄等沿线传统集镇迅速发展，唐山、石家庄、焦作、秦皇岛等沿线村镇迅速崛起为集镇并开始向城市演变。由此，铁路沿线集镇发展成为铁路与华北区域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检视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仍然是铁路沿线集镇的产业发展、人口增长、社会组织成长、街市扩充等。关于铁路沿线集镇与非铁路沿线集镇的比较研究，以及集镇兴衰与乡村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探讨尚不多见。这就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们对铁路与沿线集镇发展乃至区域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把握。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深入考察近代华北非铁路沿线集镇兴衰变动的基础上，从非铁路沿线与铁路沿线比较的角度总结其特征，阐明其兴衰变动对周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并从一个方面揭示近代交通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时段始于1881年，是由于当年唐胥（各庄）铁路通车后，胥各庄成为铁路沿线集镇，自此，华北集镇始有铁路沿线与非铁路沿线之分；终于1937年，则是由于这一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逐渐成为沦陷区，集镇发展进入非常状态。

一 非铁路沿线集镇的兴衰变动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指出，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应当从调查具体的小城镇入手，对这一总体概念做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的小城镇进行分类”。许檀、邓亦兵、从翰香等历史学者在考察华北集镇发展时，也十分重视分类讨论。如从翰香等人就曾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冀鲁豫地区市镇（集镇）分为工商并茂的都市型大镇、商业贸易型集镇、水陆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手工业型集镇四类。由于不同类型集镇的发展态势并不相同，因此下文在考察中亦将非铁路沿线集镇大致分为水陆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工矿业型集镇和工商业型集镇等三类。

毋庸置疑，华北集镇在铁路开通前均为非铁路沿线集镇。铁路开通后，虽然铁路沿线集镇数量不断增多，但非铁路沿线集镇仍然占有一定比例。例如，在1912年前冀鲁豫三省有25个集镇成立了商会或商务分会，其中非铁路沿线集镇至少有9个，约占36%；在1937年前冀鲁豫三省的350个集镇中，非铁路沿线集镇有204个，约占58%。要对这200余个集镇的兴衰变动一一进行考察，显然并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实际上亦无此必要）。因此下文将选取羊角沟、龙口、胜芳、赊旗、沙河镇、索镇、黄庄、尹村、兴隆、辛集、张秋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集镇，从工商业、人口和街市等方面对此类集镇在1937年前的兴衰变动进行考察。

在羊角沟、龙口、胜芳等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中，羊角沟地处山东省寿光县境内，“当小清河之尾闾”, 是小清河航线与海运的交会点。清同治年间是一个商号“寥落数十家，谋微利营生”的小集镇。小清河疏浚后，由羊角沟逆流而上可达济南、天津；从海路可通虎头崖、龙口、烟台，其商业逐渐兴盛起来。民国初年，羊角沟已有大商号上百家。胶济铁路通车后，虽然“商人水运者少，强半由青岛搭车西运”的新形势影响了其商业的发展，但由于“航运之杂粮、木料与本地渔船行驶不绝”，因此“虽不如昔年之盛，尚可支持”。1917年前，街市东西长1公里余，南北宽0.5公里余，人口5000～6000人。1926～1927年商业“犹盛极一时”, 有人口845户，8070人。1933年前，羊角沟700余户居民中，“业商者约一百八十余家”。1935年前，商业以夏季为盛，有商店140～150家，主要行业有盐店、粮行、鱼行等。

龙口位于山东省黄县城西20公里，距烟台60海里，天津、营口各约200海里，大连120海里。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港湾之良，不亚烟台”。但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只是一个小渔港，“略有商店数家，贩卖食粮鱼盐而已”。1914年被辟为自开商埠后，与烟台、大连、营口以及虎头崖、羊角沟、安东等之间的贸易日渐发展。1916年前后已有洋广杂货商70余家，客栈60家，粮行50余家，船行3家，钱庄银号40余家，中日合办的龙口银行1家；人口1200～1300户，7500人；街市东西长而南北狭。1922年烟潍公路通车后，龙口一跃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不仅转运胶东地区的进出口货物，而且沟通了与山东全省及东北、上海和海外的贸易关系。1924年间工商业最盛时期“全市商号共计五百余家”。此后，因农村经济恐慌，购买力大大降低，龙口商业日益衰落。1933年前后仅有商号400余家，“仍以旧街市为盛，新街市商店，寥若晨星”。有人口1833户，8805人。1937年前，其商业又有所恢复，商号增至747家。

胜芳镇在河北省文安县北35公里，“水路上通清苑琉璃河下通天津，旱路则为通北京之大道，而大清河回绕于其地，极交通之便利”, 因此可归入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该镇在清康熙年间已成为重要集镇，逢农历四九日集期。到光绪年间已有“居民万余家，贸易时舳舻千计”。宣统元年（1909）时“通津达保，人烟稠密，商贾云集”，有商号100余家。1917年前，该镇“商业繁盛，客商辐辏，实直省罕有之巨埠。……然以临迩天津之故，营商者虽有四百余户，亦无巨大之商家”。1922年以前，商号一度达到700余家。其后因连年战争影响，“各外帮生意，相率他徙，而较殷实之商号，亦相率迁往天津。迄至今日，遂仅余此二三百家。盖渐衰微矣……”到1937年前，胜芳镇虽然“人口繁多，市面宽阔，商民齐集，买卖兴隆，足为全县各镇之冠”, 但全镇仅有重要工商行号44家，主要分布在中山街、洋布街、关帝庙后街、三官庙街、粮食市街、菜市街、枣市街、鱼市街、西河沿街、新估衣街等地。

铁路开通前，华北地区已有青塔镇、莘桥镇、大庄镇、大尹村、沙河镇、索镇、彭城镇、柳疃、景芝、荫城镇、灰厂镇、宋曹镇、侯镇、上口镇、辛家寨镇等工矿业集镇。铁路开通后，随着周村等转变为设站集镇，彭城镇、柳疃、景芝、荫城镇等成为临近铁路的集镇，唐山、马家沟、焦作、坊子、洪山、长辛店、南口等兴起为工矿业集镇，非铁路沿线集镇中的工矿业集镇相对减少。其中沙河镇、索镇、皇（黄）庄镇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沙河镇在清末以前即以集散草帽辫著称，交易最盛时期（1908～1913年），全镇有辫庄五六十家，清末全镇有人口1000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停止进口草辫，沙河辫商“倒闭者岁有所闻”，辫庄户数一度锐减至20余家，全镇经济损失达200万元。到1919年时，全镇共有辫庄30家。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外市场大幅减少了草辫的进口，国内口岸市场对草辫的需求随之锐减，内地草辫的生产和贸易普遍出现萧条，沙河镇市场的草辫贸易逐渐衰落。但到1933年前后，草帽辫仍为沙河镇乃至掖县最重要的手工业，“该县无工厂工业，家庭工业以沙河镇附近一带之草帽辫最为驰名。每年出品约一百余万把”, “居民视此为唯一副业。每逢集镇，相率以编成之辫，赴集求售，天津上海等处商家，时常派人来镇设庄收买，往年销路甚佳，近亦日见萧疏矣”。当时，沙河全镇有商号200余家，以经营棉纱、洋布为大宗。草帽辫交易总值每年达到50万元。

索镇虽然距胶济铁路张店车站仅有20公里，但“水陆不能取得联络，一切商货土产肥料之输出输入，费财费时，板滞不灵”, 因此应归为非铁路沿线集镇。该镇在青岛开埠前因处于烟台与小清河沿岸各地交通的要冲而成为重要集镇和榨油业中心。时至20世纪30年代，榨油业仍比较兴盛。“油坊，多在索镇，资本大者及万元，小者千元以上，普通者约四五千元，多系商营，农户营业者甚少。出品为豆油豆饼。豆油一部销于当地，余则由乌河小清河运往济南，转销蚌埠者较多，青岛仅少数。……盛时邑中油坊约八十余，年来油之销场滞涩……故日见衰退。今仅存六十家，俱萧疏异常。”到1933年时，有油坊30家“集于此地”。1935年前有油坊28家，“年产豆油豆饼，为数甚巨”。尽管如此，榨油业仍在索镇日益衰落的工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粮业油业撑持市面，尚不十分萧疏”。在100多家大小商号中，有油业30家，粮业12家，杂货业17家，布业、铁业、药业各四五家不等，合计全年交易总值应在百万元以上。1933年前，全镇有人口约2000户，12000余人。1935年前有人口1600户，“市廛之盛，过于县治”。

皇（黄）庄镇在三河县城南10公里，乾隆年间已设有集市，“每逢五十日大集，三八日小集”。到1917年前，皇（黄）庄以南百余村居民“皆于农暇之余，以织土布为业，而黄庄为其销售之聚处”。其商业“稍形繁昌”。其中以布业最盛，全镇共有富有德、富有成、郁文堂、日新永4家布店，每月收土布3万～4万匹，“约皆销售于本地，及京北一带，出口者，为数甚少”。1937年前，皇（黄）庄已与香河县渠口镇、宝坻县新集镇形成鼎足之势，“均以土布业著称”。皇（黄）庄一带“女半学织，杼柚之声不绝于耳，一遇集期，抱布贸丝者踵趾相接，邑南十年九潦，人无冻馁者，胥恃此耳，布商收买畅消于古北口外，逐渐发达，民生日裕”。织布所用纱线由布庄供给，每集所交易土布达3000匹。全镇共有商号40余家。其中布店11家，以永泰和、富有义、聚盛德、裕兴等家营业较盛。此外还有粮业3家，杂货粮业3家，铁业2家，药业3家，饭馆业2家。有人口287户，2066人，其中铺户57户，420人；普通户230户，1646人。

在辛集、兴隆、张秋等工商业集镇中，辛集镇位于束鹿县城西北9公里，为德州至石家庄间陆路必经之地。在清朝乾隆年间已是商贾云集的大镇，清末民初时皮毛贸易十分兴盛。1917年前，该镇年产股皮15万余块，皮胶原料50余万公斤，此外还出产毛织绒、棉织绒、毛毯、毡栽绒等制造品。但商业却“半属空虚，商务及工业日有退步之势”，主要原因之一是该镇货物“原赖陆车以运输，无舟楫与汽车之便利。今则均由汽车输送。而该镇距铁路远甚，是以运输之大利，均被汽车夺去”。1920年前后商号中有大小皮店25户，毛店4户，花行4户，车行4户，每逢农历四九日有集市，全镇有人口1040户。1928年时，由于地理、交通以及战争的影响，辛集商业又有所衰退。全镇商号500余家，人口10000余人。到1937年前，辛集工商业又有所恢复，全镇有商号700余家，交易以各种工业品为主。

兴隆镇（兴隆街）在华北非铁路沿线集镇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特殊性。该镇所在地清代被设为禁区。民国后，为解决满族人的生计，北京政府将清东陵长城以北陵区开禁，许可采伐林木，垦荒种地。于是，北京、天津等商民开始来此开设林木采售局和店铺，很快形成集镇，取名兴隆山，后改称兴隆镇。当时兴隆商业以木材交易为盛。据记载，1920～1924年，兴隆境内年均木材交易收入达到80万～90万银元。同时开始形成集市贸易，以农历一、三、六、八为集日（三、八日小集，一、六日大集）。外销产品以木材及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输入品以生活日用工业品为主。1921年时有大小商号58家。到1930年兴隆县建立时，大小商号增加到117家，其中较大商号（本金千元以上）有57家。1933年12月有居民1056户，4260人。

张秋镇在明清时期为运河沿线商业大镇，“河上官商船只云集，帆樯如林；市肆楼房栉比，百货云屯；商民往来，肩摩毂击，俗有小苏州之称”。有著名商号40余家。清末漕运停止，海运兴起后，张秋镇“日见萧索”。民国初年以后，张秋镇虽然出产毡衣、毡帽、毡鞋、毡靴等比较有名，但“因惨遭匪祸，加以农村破产，商业凋零已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前。张秋镇不仅失去县域内重镇的地位，而且退出了华北地区重要集镇之列。

除以上集镇外，1937年前华北地区有一定代表性的集镇还有葛沽、牛栏山、赊旗等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大尹村等工矿业集镇和虎头崖、石臼所、古北口、邦均、信安、河西务、龙王庙等工商业集镇。这些集镇多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

二 非铁路沿线集镇兴衰变动的特征

所谓特征，是指某一事物（或一类事物）所独有的或者特别突出的情况。通过对此事物（或此类事物）与他事物（或他类事物）的比较，可以获得对其特征的更清晰的认识。因此，下文将从铁路沿线集镇与非铁路沿线集镇比较的视角，通过对集镇工商业规模、产业结构、人口数量、整体发展态势等多项内容的考察，揭示非铁路沿线集镇兴衰变动的特征。

在无更详细统计资料可用的情况下，集镇工商业行号的数量和规模便成为衡量集镇工商业规模的重要指标。就工商行号数量而言，在铁路沿线集镇中，石家庄1937年前有商号2500余户，唐山约有商号300家，驻马店有商号1500户，周村约有工商行号2200家。长辛店有商号220余家，有较大商号近130家，塘沽有商号100余家，张店有重要工商行号57家，泊头有67家，道口有32家。平地泉1931～1936年有各种店铺1000余家。而在非铁路沿线集镇中，工商业行号较多的龙口1933年前后仅有商号400余家，1937年前虽然有所恢复，亦仅有700家，辛集镇1928年前有工商行号500家，1937年前增至700余家。羊角沟1933年前后仅有商号180余家，1935年前减少至140～150家。胜芳由1922年前的700余家减少至1928年前的二三百家，沙河镇1933年前后有商号200余家。其余赊旗、张家湾等运河沿线大镇和大尹村、索镇等手工业集镇的商号数量不仅普遍少于前述铁路沿线集镇，而且呈现减少之势。

就后者而言，从《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等中保留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在交易总值方面，铁路沿线的秦皇岛仅土产粮业、火柴、棉花三个行业合计已超过310万元，坊子全年交易总额为304.5万元，辛店车站附近全年交易总值400余万元，张店全年交易总值540余万元。而非铁路沿线集镇中，除龙口交易总值达到1564.8万元，次于石家庄外，羊角沟全年交易约300万元，少于辛店和张店，仅与坊子相当。沙河镇全年交易约110万元，索镇100万元，牛栏山全年交易总值为27万余元，皇（黄）庄除布业外，不足7万元，明显少于秦皇岛、坊子、辛店、张店等铁路沿线集镇。在主要行业方面，由于土产粮业和杂货业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分别列为表1和表2。

综观表1和表2可知，除龙口和羊角沟等少数集镇外，牛栏山、邦均、皇（黄）庄等非铁路沿线集镇的土产杂粮业和杂货业在商号数量、资本额、全年交易总值等方面，普遍少于秦皇岛、长辛店、开平等铁路沿线集镇。这应是1937年前华北非铁路沿线集镇兴衰变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集镇与普通村庄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而非农产业的发展又会带来集镇产业结构的变动，因此，集镇产业结构变迁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集镇的兴衰变动。在华北铁路沿线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集镇中，石家庄、张店、泊头、秦皇岛、塘沽、驻马店、周村等虽然都是“商重工轻”的产业结构，但均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近代企业。石家庄1937年前有确切职工数字的近代工厂达到18家。张店于1919年开办了由日商经营的铃木丝厂，“安装缫丝机及1100马力的发电机组，开始电力、汽力、机械生产”，有工人700余人。泊头的永华火柴公司1937年前有资本20万元，年产火柴24万罗（1934年前产额），是当时“平津区”十家火柴厂之一。秦皇岛的耀华玻璃公司，是当时东亚最大的采用“弗克法专利生产线”制造玻璃的工厂。1937年前有资本250万元，工人900余人，年均生产玻璃48万箱。塘沽于1916年成立久大精盐公司，1927年建成永利制碱公司。驻马店于1917年创办了元丰蛋厂，到1935年前后蛋厂已有永丰和信孚两家。周村1925年前后已有机器缫丝厂4家，缫丝机510台，蒸汽锅炉7座，年产桑丝21吨，经洋行转销欧美各地。同为铁路沿线集镇的唐山、焦作、长辛店、阳泉、枣庄等集镇，则或呈现“工重商轻”的产业结构，或近代工业占据突出地位。其中，唐山主要设有开滦矿务局、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唐山工厂、德成面粉公司等规模较大的近代企业。焦作1937年前开设有福中总公司及其附设的发电厂、修理厂，中原煤矿机器厂，铁路部门设立的机车厂、机器厂、修车厂等近代企业。长辛店在京汉铁路开筑后成为北段存车厂、修车厂、材料所工厂、铁路见习所的所在地。阳泉1937年前主要有保晋公司、保晋铁厂等近代企业。枣庄近代工矿企业以中兴煤矿及其附设的电机厂较为重要。

与铁路沿线集镇相比，在非铁路沿线集镇的产业结构中，近代工业所占比例极少，或曾经有过近代企业但业已停办。如龙口“原有火柴公司一处，因捐税繁重，出品滞销，于民国二十年宣告歇业，迄无赓续者”。胜芳镇曾经设立的机器磨房“因受天津面粉，及外来面粉影响，以至歇业”。另一家玉兴栈铸锅厂则“依旧式房屋营业”, “纯系人工制造”。大尹村曾于1910年设立了益记及协成元两家织布工厂，其中益记还曾进行工场扩建和设备更新改造，添置电动织布机，新建附属发电厂、木工厂、铁工厂，增设锅炉房、机动磨面机等，工人一度达到900余人。但最终前者于1921年停工，后者于1927年歇业。此外，羊角沟、赊旗、索镇、张秋等集镇尚未创办过近代企业。由此，近代工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微弱，就成为这一时期非铁路沿线集镇兴衰变动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兴起，对集镇人口的增长及职业构成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地处铁路沿线的石家庄、张店、秦皇岛、塘沽、唐山、长辛店等集镇不仅人口增长较快，而且工商业者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占有一定比例。其中，石家庄1928年的6万人中，有铁路工厂工人2400余人，大兴纱厂工人3100余人，合计约占人口总数的9%；其他工人3500人，约占6%；各类商人22000人，约占总人口的37%；工商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52%。1936年前居民中有60%～70%从事工商业，30%～40%经营农业，工商业人口超过农业人口。张店1933年前后约有工商业者3500人（即张店车站镇人口），其中铃木丝厂职工应占有相当比例。秦皇岛1937年以前有人口6200余户，33900人。其中，耀华玻璃公司有工人900余人，约占3%。另外，作为近代产业工人的码头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多时达到35.6%，少时也在19.5%左右。塘沽1927年时有居民约5000人。其中久大精盐公司1927年时有工人500～600人，永利制碱公司有工人500余人，合计占塘沽人口总数的约20%。唐山1937年前的77800余人口中，有开滦煤矿唐山矿工人5750人，启新洋灰公司3221人，瓷窑工人655人，京奉路制造厂3824人，小工厂纺织工人2054人，其他工人3403人，合计18907人，约占总人口的24%。长辛店1937年前的18281人（含他往者120人）中，十分之七八为京汉铁路机车厂工人。

与此同时，在非铁路沿线集镇中，龙口1933年前后的8805人中，工人仍以手工业工人为主。羊角沟1935年前的约6000人中，没有近代产业工人。辛集1928年时的1万余人中，有工人500余人，商人1780人，合计约占23%。索镇的12000余人口和皇（黄）庄的2066人口中，手工业者和商人占有一定比例，但也没有近代产业工人。

比较之下可知，铁路沿线的唐山、石家庄、秦皇岛等工商业大镇人口达到数万甚至5万以上，且近代产业工人占有一定比例；焦作、长辛店等有人口万人，近代工人占有较大比例；塘沽、张店等亦有人口数千和数百近代产业工人。而非铁路沿线的龙口、辛集、羊角沟、索镇等大镇仅有人口数千至万余，且以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其余皇（黄）庄等镇则仅有人口数百至一两千不等。这表明，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传统手工业者和商人占有较大比例，是这一时期华北非铁路沿线集镇兴衰变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以上个案的比较虽然能够展现非铁路沿线集镇的某些特点，但并未反映其在整体发展态势上的特征。鉴于此，下文再依据有限资料做一些相对整体性的比较。

集镇的商号数量（往往包含工商业行号在内）是反映集镇整体态势的一个重要指标。若以商号100家以上为大集镇，50～99家为中集镇，50家以下为小集镇，则可将1912年25个集镇和1933年前后350个集镇的商号统计数据整理成表3。

尽管表3中1912年和1933年前后商号数量的统计口径和统计对象不同，但其百分比变化似仍能反映这一时期铁路沿线集镇和非铁路沿线集镇的变化趋势，即前者趋向于“两极分化”，后者趋向于“金字塔”结构。

在人口方面，若以人口5000以上为大集镇，3000～4999人为中集镇，3000人以下为小集镇，则可将1920年71个集镇和1933年前后288个集镇的人口统计数据整理成表4。

尽管表4中1920年和1933年前后人口数量的统计对象个数也不相同，但其百分比变化似亦能反映这一时期铁路沿线集镇和非铁路沿线集镇的变化趋势，即虽然两者均出现由“两极分化”向“金字塔”结构转变的趋势，但到1933年前后，前者大、中集镇所占比例较为接近，后者大、中集镇所占比例仍有不小的差距。

产业结构也可以作为反映集镇整体态势的一个指标。1937年前华北以近代煤矿为中心的工矿业集镇虽然发展十分迅速，但在铁路沿线集镇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华北的纺织、面粉等近代企业除集中于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大中城市外，仅在石家庄、唐山等少数大规模集镇分布较多；秦皇岛等重要集镇仅有1座大型近代企业；驻马店、漯河等大镇亦仅有数座小规模的近代企业。与此同时，大多数规模较小的铁路沿线集镇与非铁路沿线集镇一样，并未成为近代企业的主要分布地。

综合以上两方面分析可知，在整体发展态势上，铁路开通后仅有少数铁路沿线集镇的近代工商业发展较快，人口增长迅速，一些非铁路沿线传统大镇呈现衰退之势。其余大批铁路沿线和非铁路沿线的小集镇在产业发展、人口数量与职业构成等方面的变化并不明显。易言之，到1937年前，无论是非铁路沿线集镇，还是铁路沿线集镇，均呈现“差异化发展”和“两极分化”趋向。只是由于非铁路沿线有代表性的集镇在总体上出现衰退，其“两极分化”趋向反而不如铁路沿线集镇明显。这应是非铁路沿线集镇的兴衰变动不同于铁路沿线集镇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上述个案和相对整体性的比较分析表明，1937年前华北有一定代表性的非铁路沿线集镇，尤其是沿河分布的张秋、赊旗、胜芳、索镇、龙王庙等，在总体上处于衰退状态。这与铁路沿线的驻马店、漯河、泊头等传统集镇的迅速发展和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新兴集镇的崛起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非铁路沿线重要集镇的衰落又会对周边乡村社会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三 非铁路沿线集镇兴衰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所谓乡村社会变迁，在近代华北应指以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变迁为主要内容，以集镇的发展为重要表现形式，以农民的现代化为核心，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过程。集镇自身的兴衰变动及其影响下的周边乡村社会变迁，是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两项重要内容。

集镇兴衰作为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体现了乡村产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文化的嬗变。在产业结构方面，当集镇迅速崛起时，工商业行号迅速增加，近代工矿企业随之创办，从而使近代工商业成为乡村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7年前的华北地区，不仅铁路沿线的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焦作、塘沽、周村等集镇设有一定数量的近代工厂，而且龙口、大尹村等非铁路沿线集镇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也一度建有近代工厂。这些工厂在集镇的分布，使其产业结构中的非农成分和近代色彩日益增多。当集镇日益衰退时，不仅工商业行号数量减少，而且往往会导致近代企业关闭，从而使得集镇产业结构中的非农成分减少，近代色彩减退。典型者如大尹村1927年前曾设有益记及协成元两家织布工厂，但到1937年前，已衰退为“镇中巨商已多半倒闭，其现有商业勉强支持，然究其实况，能免逐年亏累者，亦寥若晨星，至于工业，则仅余铁锅工厂一家矣”。在社会结构方面，当集镇迅速崛起和发展，尤其是创办大中型工矿企业之后，近代产业工人和商人便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在这一时期的华北地区，不仅石家庄、唐山、焦作、长辛店、秦皇岛、塘沽等铁路沿线集镇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近代产业工人和转运、煤炭、棉花、杂货等各类商人，而且在发展较快的龙口等非铁路沿线集镇，工商业者也是重要的社会阶层，“职业分配，以工商为最多，约占总人数四分之三强”。与之相反，当集镇日益衰退时，其工商业者也会相应减少。在社会文化方面，以教育为例，当集镇迅速崛起和发展时，学校数量随之增加，学校规模相应扩大。如石家庄1913年仅有1所非企业创办的初等小学，1937年前时，除企业职工教育外，还有2所扶轮小学校，2所铁路员工子弟学校，2所非企业所办学校，36所非企业所办小学和1所中学。唐山1902年时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小学，到1937年前已有铁路扶轮学校1所，其他小学10所左右，以及2所中学和1所大学。而当集镇日益衰退时，其教育发展速度亦相应减缓。如张秋虽然早在1898年就将安平书院改为张秋小学堂，成为阳谷境内最早创办的新式学校，但直到1936年时，有据可查的学校仅有“阳、寿、阿共立小学”1所（其前身即张秋小学堂）。索镇直到1916年才设立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到1937年前仍仅有小学1所，学校数量不仅远少于石家庄、唐山、焦作等工矿业和工商业大镇，而且少于同处桓台县境内的铁路沿线集镇张店。形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在于集镇部分教育经费来自工商业者所交捐税、津贴等。如1922年前后文安县胜芳镇高等小学学款包括胜芳镇草捐全年洋800元，油捐全年京钱400吊，干果行津贴每年洋80元，猪肉行津贴每年洋48元。苏桥高等小学校学款包括苏桥镇四家斗行每年津贴洋280元，干鲜行每年津贴洋80元，船板行每年津贴洋30元，瓜菜行每年津贴洋40元。因此，当这些集镇商业出现衰退之势时，捐税和牙纪收入必然减少，从而影响到集镇教育经费的投入。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集镇的第一个经济性功能是为农民供给农产品及生活用品买卖上的便利。……一个乡区的手工艺品若在品质上及数量上到了能够外销（即运销到外地去）的程度时，也要经过区内的集镇为媒介，才能作成大宗的买卖。”因此，集镇作为乡村非农产业尤其是店铺聚集地和集市所在地，其兴衰必然会影响到周边乡村产业结构的变迁。据时人调查，1937年前小麦地带农产品出售时，地点为本村或邻村者占17%，市镇占43%，县城占35%，遥远市场占5%；购买者中，居间商占53%，消费者占32%，农民占15%。显而易见，“小麦地带”包括华北地区在内，而“市镇占43%”和“居间商占53%”则印证了集镇是周边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时的“媒介”。因此，当集镇迅速发展时，周边乡村的农业和手工业也会随之发展；当集镇走向衰落时，周边乡村的农业和手工业也会受到影响。典型者如1936年前高阳土布业衰落后，作为土布重要集散中心的莘桥和青塔布市亦随之没落，布业交易中心转移至高阳县城。“从前为莘桥、青塔布庄织手工，往返较近，赚钱也多，自布业衰落后，须往县城领线交布，不但往返路远，而且工资日减。”巨鹿县土布业在1931年后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农人家里机子停了，市上土布不多见了。每集布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八九百匹，并且还不敢断定能否卖出。而且因为大布店闭门的有十之三四，远道的客人也不来了。”

集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为周边乡村居民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和职业转换提供了契机。在铁路沿线地区，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焦作、枣庄等工矿业大镇的部分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码头工人等新兴职业群体及其他从业者来自周边乡村，如枣庄中兴煤矿大多数工人出身农民。“工业发达有使乡村人口集中工业区域作工的趋势，这是一种通例，中兴工人，自然也不能逃到例外。”河南省“临近车站之农村，其副业较偏僻农村为多，在车站当脚夫车夫，做小生意，均彼辈之最大出息”。在非铁路沿线地区，集镇也是周边乡村人口的重要流入地。如1913年前枣强县卷镇商务分会中，总理为枣强人，会董分别来自枣强、冀县、南宫、衡水等县。1917年前新安县安新镇商会会长、副会长及会董中，绝大多数来自新安本县。在这些从业者中，应有一部分来自集镇周边乡村。因此，当集镇工商业衰落时，周边乡村的人口流动和居民职业的转换也会受到影响。“农民还有什么维持生活的办法呢？除了想一点小本经营之外［各（如？）贩卖蔬菜、瓜果之类］就再无其他谋生之道了。但是这样的业务，绝容纳不了广大的贫农和中农，于是便开始闹着相对的人口过剩。”在1934年前山西忻县奇镇，因“年来绥、察的商业不振，各商号倒闭者时有所闻。一般商人因商号倒闭而失业，失业以后又不得不回到故乡（山西忻县奇镇）从事耕作；然因土地有限，所以一般回乡的商人多为无业的游民”。在非铁路沿线集镇尤其是日渐衰落的集镇周边的乡村，上述现象绝非个案。

集镇不仅是周边乡村的非农产业集中地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而且是其教育中心。在一般情况下，集镇往往会成为高等小学、完全小学或模范小学的所在地。“县政府在每一个比较大而重要的集镇上设立一所模范小学。而集镇周围的农村中，则只有村民自己由私塾改造成的半新的村小学。……村民之愿意其子弟受较好教育者，便将他们送到集镇的模范小学去读书。”例如，华北铁路沿线的宛平县清河镇1931年前有高等小学1所，被称为“镇校”，其学生中有23.7%来自周边村庄。1923年时，静海县唐官屯的“县立第三高初两级完全小学校”, “除唐官屯本镇外，方圆二三十里农村的学生也来此读书”。此类现象显然并非铁路沿线集镇所独有。例如，山东省汶上县1934年前后的6所完全小学，“城内就占有四个，其余一处在二区，一处在九区，其他各区要升学的初级小学毕业生，非得到城里来不可”。当汶上县因受水灾损失严重时，“县款收入锐减”，济宁长官公署有意“下令取消学校三分之一”，从而使乡村教育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作为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集镇的兴衰对乡村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当集镇迅速发展时，会带动周边乡村的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文化嬗变，从而加速周边乡村社会由传统向近代变迁；当集镇日渐衰落时，又会延缓周边乡村的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文化嬗变，从而迟滞周边乡村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

四 结论

在铁路开通前，华北地区已有周家口、朱仙镇、赊旗、道口、清化、泊头等一批重要工商业集镇。铁路通车后，随着铁路运输业迅速发展，设有铁路车站和临近铁路车站的驻马店、漯河、泊头、张店、彭城等传统集镇加速发展，石家庄、唐山、焦作、秦皇岛等新兴集镇迅速兴起。而在同一时期的非铁路沿线地区，除龙口、兴隆等少数集镇外，羊角沟、沙河镇、辛集镇以及沿河分布的河西务、张秋镇、龙王庙、胜芳、赊旗等众多集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由于集镇往往是周边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因此在其兴衰变动之间，周边乡村社会也会发生变迁。由于铁路沿线集镇与非铁路沿线集镇的发展趋向不同，其周边乡村社会变迁也出现了不同的面相。但就总体而言，非铁路沿线集镇周边乡村的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教育文化嬗变的速度明显慢于铁路沿线集镇周边乡村。

在1937年前的华北地区，集镇的兴衰变动固然深受开埠通商、政局变动、制度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也与铁路运输业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铁路不仅在驻马店、漯河、泊头、石家庄、唐山、焦作、张店、秦皇岛等沿线集镇的发展和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通过与运河、驿路等传统交通方式的合作与竞争，将其影响扩大到非铁路沿线地区。尽管地处运河沿线的河西务、张秋镇、龙王庙、胜芳、赊旗等集镇的客货出入并不直接经由铁路，但铁路仍能通过引发交通地理格局变动而对其兴衰产生影响。就此而言，铁路仍然是影响非铁路沿线集镇兴衰变动及其周边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想富，先修路”，一语道出了交通运输在区域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1937年前华北非铁路沿线集镇的兴衰变动及其影响下的周边乡村社会变迁又确乎表明，铁路既能加快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也能延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因此，在探讨铁路与区域社会变迁关系时，既要关注铁路“可以促进一地方经济之发展”的现象，更要重视“亦可减削一地方原有之工商繁荣”的情况。在利用交通因素推动区域社会变迁时，必须充分发挥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水运等不同交通方式的特点，形成布局和层次结构合理的交通体系，从而推动区域社会协调有序发展，避免再走一个地区的发展以另一个地区的衰退为代价的老路。

作者：熊亚平，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辑：任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