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现代化的发轫

1．历史的转折

当14世纪中国结束了游牧民族的统治后，在明代农业经济复苏的基础上，16世纪江南发达地区开始出现了零星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腐败的明王朝的统治，却使社会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危机之中，接踵而来的是农民大起义和落后的狩猎民族入主中原，在大战乱中，中国经济又滑向了低谷。17世纪60年代以后，清康熙年间，在农业自然经济的旧轨道上，社会经济又缓慢回升，在18世纪达到了“盛世”。

但这一时期的前后，世界历史的天平已稍稍地由原来的向东倾斜转为向西倾斜了。在西方，幸免于13世纪蒙古骑兵扫荡的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工商业城市，凭借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有利地理位置和多次十字军东征掳掠的大量财富，进一步繁荣起来，在14、15世纪出现了零星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世界海上交通和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欧洲海岸。殖民地的开拓和掠夺，国际贸易的大发展，使手工业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16世纪在英国和荷兰等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简单协作上升到工场手工业阶段，标志着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的到来。17世纪英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进而在18世纪60年代首先在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了机器大工业时代，也就是当今发展学所说的现代化的开始。

18世纪后期中国的“乾隆盛世”，其实不过是中国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回光返照，而在西方兴起的却是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对于这种变化，中国从天子至庶民，都全然不知不觉。在1793年，乾隆皇帝打发英国朝觐的使臣时，仍按照老皇历，还以为人家是化外的蛮夷“诚心向化”、“输诚纳贡”来了，因而“深为嘉许”，以为给一点恩赐、怀柔，晓谕几句，人家就会“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统治者这样昧于世道的变化，对于已经临头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没有丝毫的精神准备，在西方资产阶级羽毛进一步丰满，以武力来扣关时，自然就不知所措了，从而使中国失去了第一次发展机会。

1840年，英国人终于用大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订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强占了香港，勒索了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近1/3（2100万元）的巨额赔款，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控制了关税，获得了领事裁制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的过程由此开始了。

不过，凡事都具有二重性，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先是西方老殖民主义国家，以后又加上东方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中国引起的后果也是二重的。一方面，外来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侵略、掠夺、压迫和剥削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资金、市场、原料和其他发展条件，一步步沦落到了十分悲惨、屈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而这些资本主义侵略国却得以利用其在中国取得的权利、占据的市场和掠夺的财富来养肥他们自己，使中国与西方的发展差距在100多年中越拉越大。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是世界性的现象，它对中国的入侵也打破了中国夜郎自大的迷梦，把中国卷进了这个相互依赖却不公平的世界体系中。亘古未有的变化，亘古未有的屈辱，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导致了中国人的觉醒。由外国输入和引进的新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文化加剧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分解。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在与本国陈腐的封建势力和外来的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的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这种现代性因素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就是民族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使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百余年的帝国主义的奴役，获得了民族的新生、社会的新生，创造了中国自主地全面展开现代化建设的条件。

所以，1840年英国发动的罪恶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沦为半独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又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被动地走向现代化的开始，成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转折点。

2．“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防御型现代化口号的提出

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挑战，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都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不过，由于各自所处的地域、地位、接触西方事物的时间与层面等种种条件的不同，回应的先后与方式也不尽相同。

1840年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在商业上尚难以突破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长城，宗教的传播也由于触犯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而被遏制，于是，自1840年起西方列强就以武力闯关了。鸦片战争及以后接二连三的进攻和大清帝国的军事失利，显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军事装备上的优势。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挑战的认识和回应，首先也是在这个层面上。

首先在朦胧中睁开了眼来观察这“亘古未有之巨变”的是处在通商口岸最先面临西方挑战的知识官僚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也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他们本着“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的认识，最早较为系统地了解、介绍了西方的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林则徐一方面主持翻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请人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译编为《四洲志》，介绍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同时还通过洋商、翻译、领航员等各类人员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主持编纂了《华事夷言》等书。接着，魏源又在上述书籍的基础上于1842年整理编成50卷的《海国图志》，以后经两次扩充，扩展为百卷巨著，成为中国人和东方人了解西方的划时代的史地、军事和政治文献。它不仅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传入日本后，也成为日本维新志士传阅的宝籍。魏源针对清王朝的守旧势力把西方科学技术斥为“奇技淫巧”的顽固态度，援引秦穆公采纳由余的进谏“善师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可以说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入手启动“防御型现代化”的思想先导。

用中国传统的对异域的称呼把西方人称为“夷人”，说明了林则徐、魏源的民族观念的传统性（以后，在英国人的抗议下，对英国人才改称为英人，西方人泛称西洋人，把日本人称为东洋人，把他们输入的及以后中国人用引进的洋法制造的货物泛称作洋货）。但是，他们明确主张要屈尊“师夷”，却是观念的大转变。尽管如此，“师夷长技以制夷”体现的仍是传统的非平等的民族差别意识，而非现代民族平等意识。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人自从脱离了原始宗教（巫鬼等）的统治以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代表的世俗政治伦理文化，而非超验的宗教观的统治。因此，面对这从天而降的世界巨变时，并未像那些尚滞留在原始宗教时代的民族那样，把外国人的成功看作魔鬼的帮助，也不认为是上帝或真主的旨意，而是在现实社会中找原因。在现实社会中找原因时，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又使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因而不认为是中华民族天生素质的低劣，而仅仅是由于社会风气不开。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三》中就以中国古代的大量发明创造证明了中国人的优异才能，如今只要变古，使“风气日升，智慧日出”，那么“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是不会逊色的。这一开始就正确地从本质上找到了作为发展主体的人的潜能。

魏源在1852年扩充为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还注意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强盛的政治原因。他从当时没落的清王朝君主专制统治下的腐败现象出发，朦胧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比之封建专制的一些优越性。他对美国的议会制和总统任期制以及瑞士的社会生活都大加赞扬，以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奕世而无弊”，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虽然现在看来，这些溢美之词有些理想化和形而上学。但是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他的撰述，如他自己所说，的确是堪称“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海国图志·叙》）。

从当时林则徐、魏源的主旨看，“师夷”还是直接着眼于西方军事方面的“长技”。《海国图志》上就绘有许多枪炮、战舰、炮台方面的图画。就军事角度看，学习西方的现代军器和操练方法，自然是要紧的；但是，在战略思想上，面对列强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魏源却主张采取“自守”的消极防御战略。他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 “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海国图志·筹海篇一》）。他们还不懂得现代用兵的高度机动性，未能引进西方“决战海上，以战为守”的战略思想和“把敌国海口作为自己海军的第一道防线”并在本国各海口设重防的攻防结合的积极防御的观点。对魏源的战略思想上的弱点，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夜，就为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尊皇攘夷派的重要人物所指出。佐久间象山在《省諐录》中批评了魏源的消极防御，主张制敌于外海才是根本的积极的防守。吉田松阴在《西游日记》中也反对魏源造舰不如购舰、造炮不如购炮的依赖思想。应该说，他们的批评是中肯的。在那样的列国竞争的殖民时代，这种消极应对的防御，迟早是要被敌人的积极进攻所攻破的。事实上，鸦片战争的失败就是一个教训。日本摒弃了这种消极的战略，却又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除了清朝廷的腐败，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日军处处积极进攻，清军却仍守着魏源消极防守的教条，也是一个原因。这种消极防御的思想的成因，除习于防守性陆战的传统的影响外，还由于当时缺乏建立机动远洋海军的物质基础和现代海洋意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1847年扩充的《海国图志》第61卷中，魏源已认识到，要能自己制造船炮，必须懂得西方的技术和发展工商业。这在认识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吉田松阴的《西游日记》是只见其一，未见其二。

3．半殖民地性现代化的开始

即使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也还具有相当强的综合国力。而且，在固有的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在发达的手工业中，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有所发展。当时西方的工业革命还不很成熟，还拿不出多少可以与中国手工业产品竞争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清政府如果能吸取教训，改弦更张，把握住时机，采取自主开放的政策，引进国外的新科学技术，进行认真的改革，还是可以而且有时间把民族工业发展起来与西方抗争的。然而，昧于世道变化、腐败、昏庸的清王朝，连从军事上与西方列强交锋中失败的教训也未汲取，甚至像魏源那样的消极防御的主张都不能采纳和坚持。林则徐被贬官发配新疆，魏源的《海国图志》被束之高阁。少数开新风的开明官僚知识分子刚刚睁开的眼睛，就这样被昏愦的朝廷给合上了，从而使中国第二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以后，每一次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中国战败之后，也总有人出来呐喊，又总是如鲁迅所说，略一震动，复又昏睡去了。朝廷先是犹豫于战和之间，经接二连三的战败，接二连三的求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退让，割地，赔款……渐渐地不抵抗主义便成了定式。从朝廷方面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境地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坐失时机，而西方资本主义则抓住时机向中国进行全方位入侵。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是口子越开越多、越开越大。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发而不可止，越来越深广。跟着炮舰后面接踵而来的西方的人员、商品、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涌入，尤其是机器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的输入，使中国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手工业生产方式、封建宗法社会结构、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广的影响，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传统的因素与现代性新因素在互动中，前者不断向后者转化，形成动态的二元结构。

首先，在经济方面，现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引进，刺激了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分解，逐步形成了传统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并存，互相掺杂，互相影响，并由前者不断向后者转化的二元经济结构。

不过，事实证明，要突破和瓦解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的长城、中国人的自负及排外的精神长城和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习惯长城，都要比突破和瓦解官军腐朽的海防要困难得多。西方列强虽然依仗炮舰和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海关的自主权，以关税率倒置即进口税低于出口税、外贸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商赋税低于华商赋税的方式，并伴以外国人公开掠夺和走私漏税等暴力强制性不平等殖民主义贸易来向中国销售鸦片和其他商品。但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30多年的事实证明，西方仍然提供不出中国人广泛使用的廉价工业品来。因此，直到19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除走私的鸦片外，还没有任何大宗商品在中国畅销，对华贸易仍处于逆差。不过，他们通过暴力和其他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手段已掠夺和积累了大量财富（包括战争赔款和勒索，鸦片走私和“租界”土地占有牟取的暴利，外商向华商收取的保证金和附股，外商通过在华发行的各种股票、债券，在华外国银行吸收的存款和发行纸币等多方面的收入），为他们直接在华投资积累了大量资本。严格地讲，这种投资并非真正的外国资本的输入，这些资本本来就是在华攫取的，即取自于华，投资于华。他们以此兴办交通运输业、工商业和金融业，以便利西方商品和人员输华，并就近利用中国的原料、廉价而能吃苦耐劳的劳动力，提高与中国廉价的手工业品的竞争力。

自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有利条件在中国拓展现代商业、金融、交通、电信和工矿业。就地域看，西方人最先办的企业设在香港、广州、上海、厦门、天津等沿海港口，以后伸向长江沿岸的南京、汉口、重庆等内河港口及陆路口岸。就现代产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看，打头阵的就是航运业和船舶修造及有关的服务业。如大英轮船公司在1840年代就开始经营中国与欧洲、印度间的运输，以后欧、美、日多家轮船公司也先后加入进来，包揽了中国的对外运输，进而深入中国近海和长江，排挤了中国的远洋运输业。1840年代中期，洋商在广州、香港开始经营船坞修造业，1850年代开始建造轮船，1860年代广州、香港发展成外商船舶修造中心，而这些地区原有的中国船舶修造业却被排挤了。185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在上海、福州、厦门、汕头、烟台、天津等港口的船舶修造业也相继活跃起来，上海已开始制造轮船，1865年英商办的祥生船厂时称“东方最完备的企业之一”。

由水上运输及轮船修造服务业登陆，外资又伸向了铁路和电信业。早在1840年代，欧洲人就开始筹划在台湾和大陆沿海城市修筑铁路，1850年代提出了修建一条把当时中国四大商业中心——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和首都北京连接起来的铁路网，其枢纽为汉口。1860年代正式开始与清政府进行筑路交涉，1870年代由外资兴办的中国大陆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正式运营，旋即在当地中国人反对下，由清政府购回拆除，这是外国人第一次在华筑铁路尝试的失败。1880年代以后，中国洋务派官僚也渐渐认识到修建铁路的必要性，于是，西方国家又开始通过贷款、供应器材、技术和人员来控制中国铁路的修建和管理。外资插手中国的电信业是从1860年代开始的，此后的发展与铁路业相似，几经周折，既实现了外国公司架设电线的权利，同时又通过中国洋务运动达到了承办电信的目的。

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航运业的发展，离不开燃煤的开采，所以，随之而来的便是外商投资台湾及沿海沿江的煤矿开采，由采煤又及于金、银、铜等有色金属的开采。接着，外资又侵入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农产品加工工业，如以机器取代手工工具的缫丝业、制茶业、棉纺织业等。

与交通和制造业的投资相伴随的是外国金融业在华的立足与发展。自1845年英国在香港和广州设银行分支机构起，到1860年时，英国在中国已建立了13个银行据点，1866年出现了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为首要目的的汇丰银行。外国银行不仅逐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而且向中国的贷款已由军事发展到实业。

不过，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华经济上还是以商品输出为主。在华设办的工厂企业主要是为其商品输出服务的，规模也较小，到1893年底总共约580家，投资总额约计2.34亿元（合1.19亿美元）。

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主要体现在城乡格局及城市内部结构的二元化和社会成分的二元化。

先看一下城乡二元结构演化的开始。由于口岸的成批开放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开办，在城市格局上，出现了明显的向沿海、沿可航行的大江大河中下游港口地区的倾斜，半殖民地化港口城市畸形崛起。鸦片战争前，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已形成了许多工商业城市，主要分布在运河、长江下游及珠江下游地带，对外开放通商的主要港口只有广州。而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后，中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英、俄、美、法、葡等迫使中国签订的13个不平等条约，共辟通商口岸（史称“条约口岸”）35处，分布在18个省。其中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潮州（汕头）、天津、牛庄（营口）、镇江、汉口、九江、登州（烟台）、淡水、台湾（高雄、台南）、琼州（海口）、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拱北（珠海）、龙州、重庆等22个口岸为海、河港口（海港15个，河港7个），占所开“通商口岸城邑”总数的60%以上。其他分布在新疆、西藏、云南、甘肃和蒙古的陆路口岸，主要为与俄、英、法签订的条约开放的。上述22个海河港口加上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寄舶所”，现代中国沿海和长江港口的格局已基本形成。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中，《马关条约》和其他接二连三的不平等条约及外国公使、领事乃至海关外国人要求开放的口岸又添了53处，加上甲午战争前开的口岸，共88处。在这期间，中国当局也自行增开了10余个口岸。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要求开的口岸最多，内陆口岸大增，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尤其随着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在海、河口岸方面又增添了苏州、杭州、沙市、河口、梧州、三水、吴淞、南京、三都澳、岳阳、秦皇岛、鼓浪屿、江门、长沙、南宁、哈尔滨、安东（丹东）、大东沟、齐齐哈尔、瑷珲、浦口、葫芦岛等沿海、沿江港口，加上中国当局自己开放的大连等港，现代中国的沿海和长江、运河、珠江及黑龙江等可通航河流沿岸的港口布局就大体就绪了。其中，上海、广州、天津、青岛、大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我国最主要的五大商港，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为长江上四大河港。上海作为南北航线和长江航线的T形交会枢纽，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和工商业城市。这些港口城市既是外国资本主义吸取中国人的血汗和财富的吸盘，又是输入国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入口；既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基地，也成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祥地和整个现代化地域推进的第一批据点。这些不同的功能体现了这些口岸城市的二重性。

这些口岸城市集中了中国现代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因素，与基本上仍滞留于传统状况的广大农村形成极不和谐的二元结构。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城市的数量、规模、人口虽然在不断增多，但是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城镇人口的比重也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左右，可见城市化程度之低和速度之慢。

就城镇本身而言，不仅有古风淳厚的内地传统型城镇和洋风浓厚的口岸城市的二元结构；而且，同一口岸城市，也往往形成新老城区、华人社区与租界等对比鲜明的二元结构。

在社会成分方面，传统的社会阶级、阶层逐渐分解，新的社会阶级、阶层逐渐出现、发展，形成新旧社会阶级、阶层并存，互相矛盾、互相斗争和转化的社会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也首先出现在通商口岸。

这些口岸尤其几个大的港口城市，是外国商品、人员的主要入口处和外资企业的主要发展基地。在这些地方，外国人本身就形成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阶层，其中包括商人、传教士、军人及其他职业者。他们不属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凌驾于华人之上的“人上之人”。洋场也成为中国的“国中之国、国上之国”。殖民者的影响以后又不断发展，远远超出了“租界”、口岸的范围，伸向全国各地，干预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这是一个把中国逼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并作为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宰者的阶层。当然，事物是复杂的，在外国人中，也出现了一些富有道义精神、同情中国人民的友好人士，在以后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中，给中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的支援和帮助，有的成为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外国人在中国开办企业，首先就是要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雇用中国工人，从而使这些口岸的外资企业成了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地。

由于在中国开办现代工业外资早于华资，所以，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出现要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最早是从破产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士兵中分化出来受雇于外资企业的。到1894年甲午战争时，外资企业雇用工人总数已达3.4万人，其中近3/4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近2/3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中。他们不仅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而且还要受介于二者之间的买办阶层的中间剥削和压迫。中国工人工资低，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而且常常连人身权利也被侵犯，这就使他们不能不起来斗争。据已有的记载，早在1860年代，上海美商耶松船厂的工人就举行过罢工，成为现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先声。中国现代产业工人在降生之初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但是即使作为分散在几个港口的社会群体，也已具有了其来自农民与农民有天然联系、受压迫深、战斗性强以及在地域和企业中相对集中等特点。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废除了实行一个多世纪的管制洋商的行商制度，为洋商的自由经商开了绿灯。但是由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尤其中、西文化的异质性，洋商很难直接深入中国社会，于是他们便在中国本土寻找代理人作华洋之间的媒介。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进一步确认了外商自由雇用买办、通事的权利，一些服务于外国人的买办以后又取得了领事裁制权的保护，买办事业和买办阶层便越发兴旺了。

买办最初是作为外商的掮客出现的，进而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直接的资本合作关系。他们来源于行商、散商、通事、跑街、伙计、学徒、雇员、杂役等，以后还出现了由外国人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科班买办”。早期买办仅仅依附外国人作跑腿帮办，为本国人民所不耻，也没有在本国做官，政治上内缺依托，势力不大。以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有些买办在官办企业兼差，并获得一官半职，社会政治地位也相应有了提高。有人估计，到1894年时，买办人数已达万人左右。他们“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既充当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帮凶，又借助外国资产阶级的庇护，通过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分享余润来积累自己的资本。1840～1894年买办总收入达5亿两白银，差不多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年的国库收入，实在惊人。

中国早期的著名买办人物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这些人由于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学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和科学文化，起到过向中国人传输这些经验和知识的作用，并成为以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人才。

其中有些人，如郑观应，“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成为主张发展中国商品经济的强烈的爱国者。他看到“外洋以商立国”,“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著《盛世危言》、《易言》等，提出中国应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而“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还提出保护关税、海关不用外国人、裁撤厘金、保护商人自由投资等多项护商措施。郑观应被聘担任轮船招商局经理，成绩卓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他还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的原则和“设议院”的政治主张，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

文化的二元结构。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二元结构表现为激烈的古今东西之争。中国本是一个传统主体文化深厚的国家，文化的二元化和中西文化的冲突是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而发生的。

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的西学东渐的历史，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明后期和清代前期，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数学、天文历算、火炮制造等科学技术以及基督教教义、教典等，他们曾受到明、清两朝的礼遇，如传教士汤若望曾任钦天监要职。以后，教会势力不断扩张，妄图喧宾夺主，甚至将他们的宗教权威凌驾于中国人崇奉的祖先和皇权之上。1704年，罗马派传教士来华宣布中国教民尊孔祭祖为“异端”、教皇高于皇帝，终于被康熙皇帝于1720年明令禁止传教。不过，此后西方传教士仍不断秘密潜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华公开传教的权利。传教士们先是在通商口岸，进而无孔不入地深入内地传教和建教堂，纠合其“教民”自成一体。1860年代初，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为数百人，1880年代就增加到数千人。从1860～1890年，仅基督教教会创办的报刊就有70多种。据李秋《增补奉祸记》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仅天主教在中国各地设立的教堂、会所、学校就达9383处。教会学校当然是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使学生了解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方面的知识，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少献身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事业的人才。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来我国是最早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国家，西方的印刷术是由中国传去的；但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却最早采用了机器和活铅字。1814年英国传教士在马六甲设立印刷所，铸造中文铅字，1819年铅印出了第一部中文书籍《新旧约全书》。1843年英国传教士又将原设在印度尼西亚的墨海书馆迁到上海。1844年基督教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创立花华圣经书坊，以后又迁宁波、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进一步使汉字铅字和排字得到改良与规范化。

这些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开办的出版机构的作用也是二重的，一方面出版了大量宗教书刊，散布了奴化思想，具有文化殖民主义性质；但是另一方面，也引进和开创了中文书籍的机器印刷技术，并翻译出版了天文、数学、物理、生物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社会政治新闻的论文和译著。这些书刊内容浅近，成为早期向中国人输入西学知识的媒介，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对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像1872年外国在上海创办的《申江新报》（简称《申报》）报馆，不仅技术上在我国最先采用了手摇轮转印刷机，在内容上也宣传新思想，以后转手给华商，到1949年停刊，历时77年，为我国迄今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又如由外国传教士、领事和商人组成的文化团体——广学会（1887年创立于上海，原名“同文书会”）所标榜的宗旨是“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广学会除出版宗教书刊外，还出版了数理化和天文、地理、历史、公法等方面的图书，发行了《万国公报》。这些，对中国的印刷出版业和文化的现代化是有意义的。

综上可见，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就是传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分解并向二元化发展的过程。半封建半殖民地本身就是一个二元结构的概念——这两个“半”，当然不是平衡的，而是一个动态结构。在开始阶段，封建因素具有更深厚的传统的根基和现实的积存力量，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当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凭其宗主国和武装力量的上升，在中国日益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和支配作用。由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在华兴办的现代企业，就其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看，属于现代性企业，但是就其政治归属看，它是属于殖民主义经济范畴的。所以，它自身的发展目的，最终是要把中国置于殖民地地位，成为殖民宗主国的附庸。因此，它与本土民族发动的“防御型现代化”、“赶超型现代化”或“自主型现代化”的意图是迥然不同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入侵和封建专制的腐败统治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又激发和造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即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现代社会势力的出现与发展。所以，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发展的归宿，并不是殖民主义与封建势力在相互斗争（当然，二者确有矛盾和斗争）中谁战胜谁，使中国退回到一元化的封建专制社会，或完全沦为一元化的全殖民地社会；而是他们的对立面——代表中国自主性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势力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把中国推上自主的现代化之路。这种现代性因素和势力不是一下子形成和成熟的，而是在逐步升级的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逐步成熟，并逐步探索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的。在本土民族自己发动的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通过斗争把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带进中国或把在中国土地上建设起来的具有现代性因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吸收进来，营养自己，壮大自己，化为中国现代化的部分组成因素——这当然不是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入侵的初衷，而是事与愿违的客观后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辩证法：“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

4．两个发展资本主义的草纲的提出

当现代化的发展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的时候，它就不会仅是个别人异想天开的闪念，而会到处涌现出它的代言人。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营垒和镇压起义的地主官军营垒中同时出现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奏鸣曲，正体现了这种发展要求的客观必然性。

我们先看看农民起义方面。

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打击，不仅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虚弱，使“天朝”的国际威望坠落下来，同时也损害了其在国内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鸦片的涌入，战争赔款和种种剥削的加重，加剧了封建社会的各种内在矛盾，引发了近代中国的一场消耗最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据各种不同的统计，1851～1864年的太平军起义和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及战乱引起的连锁反应，造成人口锐减，有的统计减幅达40%，净减人口一亿多，战区主要在清末经济繁盛、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破坏极重）。太平天国起义的宗旨、实践和归宿基本上仍是传统型即旧式的农民起义：以造反均田始，到登龙廷、当皇帝、天国覆灭终。但是又打上了浅浅的现代烙印：它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基础——拜上帝会留下了西方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的痕迹。这是中国以往历代农民起义未有的。它的既反清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性的时代内容，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导。尤其在太平天国晚期，得到天王洪秀全嘉许于1859年刊刻的《资政新篇》，更可视为中国第一个粗浅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

《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生于广东花县，以后又辗转游历于香港、上海，因而得新风之先。他察“万邦”之盛衰，“审时度势”, “因时制宜”，明确提出了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张。他要求引进西方的铁路、轮船、机器、工厂等先进生产技术，奖励私人发明、保护专利；鼓励“财金”投资，发展工、商、农、矿、金融等各项事业；“准富人请人雇工”即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并“禁卖子为奴”和“游手好闲”，体现了人身自由和劳动立法的精神。在对待外国人和外资上，《资政新篇》主张一方面要禁止外国人违法、走私，另一方面又要确保他们的合法利益，给予为中国贡献技术和“竞争”的机会。

这个纲领与1853年太平天国颁行的体现传统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天朝田亩制度》适成鲜明对照。在资本主义萌芽正奋力破土，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刚刚开始分解时，《天朝田亩制度》便试图废除私有，废除剥削，取消独立的手工业和商业，阻止产业和社会结构分化。而《资政新篇》则预示着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庞大的主体阶级——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开始。可惜，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到了晚期，已无力实施这个纲领。而且，太平天国的农民军政人员中的大多数在思想感情上也还接受不了这个纲领，对它“皆不屑看”。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史看，《资政新篇》比那付诸实践的中国农民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完整的社会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要进步得多——尽管这两个纲领都是由同一个政权颁发的，而且二者时隔仅仅六年。

不过，由于《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作为“逆书”被禁，而使外人不得知晓，因此其杰出思想在当时及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发挥出社会效果。以后，我们在中国现代化史上还会悲哀地看到，前人的许多光辉思想一次又一次被种种偏见和幼稚所埋没，使后人在“重新发现”的过程中不得不付出摸索的辛苦和时间的巨大代价。这也是中国现代化推进的一个反复性的特征的体现。

这里还须说明一点，洪仁玕的这一幅自由资本主义的蓝图，主要是在香港和上海这些资本主义化的商埠从西学中摘取资料形成，带到南京奉献于太平天国的，与中国内地广大地区的社会存在和思想意识相差甚远，这是其当时得不到采纳的根本原因。

而且，不只是洪仁玕，1840年以来中国许多新的思想、理论和学说，都是由外国输入的，即这些思想文化的客观社会经济基础在外国而不在中国国内。当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有了一些新的成分，其数量，尤其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经济成分，比例还是很小的。所以，许多新的思想学说看起来传播很快、更新很迅速，其实在国内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这就往往表现为得新风之先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思想、理论和他们的呐喊、宣传容易超前，而社会实际却远远滞后，形成理论脱离实际的反差。

就在太平天国颁布《资政新篇》的同时，在另一边即镇压太平天国的营垒中，也有人酝酿着类似洪仁玕的主张，这个人就是冯桂芬。他是林则徐的门生、魏源的友人、李鸿章的幕僚。他在1860～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也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不仅把学习西方的内容比魏源所指的扩大了，而且把学习西方与国家政务的改革联系起来了。冯桂芬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并具体指出了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的四个不如“夷”的方面，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其认识又比魏源推进了一步。但是，他同魏源一样认为可变者仅仅是“势”，而道统却不可变。因此他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先声。他的思想远没有《资政新篇》系统、彻底，但是却更直接地体现了被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所刺激、刚刚开始出现社会改革需要的中国社会现实。同时，由于他处于当权者的营垒，所以他的变法主张比较容易为当局者们所采纳付诸实践。事实上，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改革科举、推广西学、裁汰冗官、简化律例、发展农桑、聘请外国技师设计制造船炮等40条具体改革意见，有些在不同程度上为洋务派所采用，以后他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这些就使他的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更直接、更实际的社会效果。

两个敌对营垒，却异曲同工，同时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纲领，体现了时代对发展理论呼唤的共同回应。

5．洋务运动的依附发展

“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西方制造业和交通运输技术的革命，尤其19世纪四五十年代铁壳轮船的出现、改进和1860年代在远洋运输上的广泛使用，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的通车，大大缩短了欧洲和美国东部工业区到中国的航程，中国与欧洲的航运时间缩短了四五倍。这就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的成本，从而把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西方国家在19世纪40～60年代的对华贸易和资本主义全面入侵的升级与这个总趋势是同步进行的，而且是这股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860年代，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和在华开办企业的浪潮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解，并在中国土地上提供了兴办现代企业的模仿对象。这便是以机器为核心、以军事重工业为先导的洋务运动启动的客观前提。

就洋务运动启动的主体因素和需求动力看，先是清王朝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交锋中明白了大刀长矛敌不过人家的坚船利炮，继而在对内借助洋枪洋炮和洋枪队直接参与剿杀农民起义中又尝到了西洋新式武器的甜头。曾国藩谈到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之所以能转败为胜的原因时就说过：“实赖洋炮之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先购后制”的过程。李鸿章奏道：“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就是有名的“自强运动”。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军事形势，李鸿章心急火燎般把办军火工业排在财政支出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轮船之费不可省。”

要“制器”，就得学外国人办“洋务”，这就是洋务运动。不过，事实的发展证明，在洋务运动中，原先标榜的御外的一面，即魏源所说的“制夷”，已流为空话，兑现的只是师夷长技以安内。这样，剿杀农民起义的“中兴功臣”曾国藩、左宗棠，尤其是李鸿章等人便自然成了洋务运动的领袖和中坚，洋务运动中期又有张之洞崛起与李鸿章并列。而熟悉洋情、洋务的买办，如前面提到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和出国办外交、留学归来的佼佼者们，又为洋务运动做了初步的人才准备。像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的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归国后，先后到过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向清政府权贵及太平天国官员游说“教育救国”、培养新式人才的计划，都遭到拒绝后，终于在曾国藩那里找到了“小试其锋”的机会。他赴美为江南制造局采购机器，并开设了兵工学校。在外国人先开办的企业中也造就了一批操作机器工作的新式技术工人，这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的准备。

19世纪60年代，在洋务派官僚主持下，开始译洋书、兴洋学，物质建设集中于“机、船、矿、路”，建工厂、筑铁路、开矿山、炼钢铁。往回看，是继承的中国封建官办工业传统；往前看，则可算作是走的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道路。

由于经费拮据，洋务派官僚们看到西方早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经验，便进而推出了“寓富于强”的发展战略，以“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由军工扩展到民用性厂矿企业，相应地，发展主体也由单纯的“官办”扩展列“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以至“商办”。

官督商办和商办的民用工业为1870年代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民用工业的主要形式。据最近学者们汇集前人的资料分析综合的结果，这一时期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共约27个，经费2964万元，雇佣工人25500～29500人，涉及的部门有轮船、煤矿、冶铁及有色金属、纺织、铁路、电报等业。商办民用工业当时呈现二元结构：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并且直到20世纪初，工场手工业无论在行业、户数、劳动力和产值上，都大于现代企业；另一方面是商办现代企业的发展，主要行业包括船舶修造和航运业，煤、铁及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和机器制造业，缫丝、轧花和棉纺织业，面粉、造纸、印刷、榨油等制造业。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这类企业共计约170个，投资额达879万两白银，雇工61840人。

从洋务运动启动的动机、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看，似乎可以套用当代国外发展学的概念，称作“防御型现代化”运动。不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对统治当局来说，所谓“防御”，从来就是两面的，即既有“御外侮”虚应故事的一面，又有除“内患”的一面。内忧外患两相比较，统治者总是毫不犹豫地以先除“内患”而后快。把人民造反镇压下去之后，又并不求认真改革，仍然照旧腐败，加重压榨，从而使统治者与国内人民的矛盾更加深加剧；对外，由于列强深入国内，各种矛盾冲突的发生日益频繁，而统治者则总是不问是非曲直一味只管压制本国民众，以保和局。镇压太平军时最著名的刽子手曾国藩，在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时，不仅对法国领事开枪射击我民众不敢问罪，反而连连去“谢罪”，并将爱国民众当凶手惩办，引起民众的公愤。曾国藩仍再三向朝廷献策：“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中法战争前，清政府已建立起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但是朝廷和李鸿章一开始就力图避战求和，以致法军一再自食其言，撕毁协议，不断挑衅进犯。后来由于中、越人民的共同奋起抗战，取得了镇南关（今友谊关）-谅山大捷，李鸿章和朝廷却“乘胜求和”，再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形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颠倒的结局。这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有了洋枪洋炮，在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统治下也是枉然。显示了政治对国防现代化的制约作用。以后，“先安内而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便成了中国统治当局处理内外矛盾的一种老谱。所以，“富国强兵”的口号虽然颇激动过一些爱国之心，但是主持者的实践归宿却是对外有的不放矢，不过虚有“防御”之名。反过来，统治者又把一切失败都推诿到武器不如人上，进一步加重了统治者的腐败和对外的恐惧、退让和依附。甲午一役，作为洋务运动和军事建设的集中体现的北洋舰队的覆没，既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同时也向世人昭示：在腐败的政治下不可能有“防御型现代化”的成功，而只能日深一日地沦为半殖民地。洋务运动与其叫“防御型现代化”不如叫“依附性发展”更确切。

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管是外国人办的企业还是华人办的企业，华人企业中又不管是官办、官督商办、商办或是官商合办，不管企业主的主观愿望是要剥削和掠夺中国的财富，把中国变成外国的殖民地，还是为了“富国强兵”保大清的江山，或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抑或为国又为民，有两点却是共同的，即：①都引进了机器等新生产力、相应的技术和一些经营管理方法，②都雇用了工人造就了产业无产阶级。据统计，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外在华资本总额已达11.37亿元；新式工业中雇用工人总数，据较早的不完全估计为91850～98060人，如果加上交通、电信等现代产业中的雇佣人员，数量会大得多。

洋务运动的主持人所看重的只是洋器，而且首先是军器，他们的宗旨说得明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用洋器来维护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因此，就他们的认识水平看洋务运动时期的现代化运动仅局限在直观的器物层面上。但是，既然引进的是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既然造就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么就是在经济的基础结构和社会的基础结构中植入了最根本的现代性因素，它将以不可抗拒的生命力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所以，北洋海军的覆没虽然宣告了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失败，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终结。恰恰相反，它反而刺激中国在“深创巨痛”中，在既有的新的物质和思想建设的基础上，把现代化向前推进。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哪种投资，属于哪种所有制形式，迟早都将“一统归于司马懿”，汇入中国现代化的大江中去。正是在这个长远发展的根本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以来上述各个方面的新式产业的开办，都是中国现代化的发轫，是中国现代化的播种。但是这必须有一个条件，即它的归宿必须是日后中国人的自主的现代化的成功。这既是起因决定结果，也是发展的结果赋予起因以历史的意义。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的辩证法。

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洋务派主持的官办军工企业陷入了抱残守缺的状态，比它更有生机的官督商办和商办的民族工业则取而代之有了更大的发展。

除了军用、民用工业外，洋务运动还开展了对西学的引进，主要是办学校、派留学生和出版翻译介绍西学的图书。清政府为了适应对外交涉，在1862年设立的北京同文馆，除外文外，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又增设了外国史地、国际法、数学（数理启蒙、代数、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机器制造、航海测算、天文测算和地质矿务等课程。1863年设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也设了同文馆。30年间翻译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历史、法律、外交等各类书籍达200多部。

上海江南制造局也在1868年附设翻译馆，着重翻译军事、工程技术和实用自然科学书籍，也有少量史地政法书籍，还发行了准报刊性质的《西国近事汇编》（又称《中西汇闻》），译介外国政治时事。江南制造局在机器生产规模、翻译洋书和培养人才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教育方面，1865年以后在上海、福州、天津、广州设立了军事、工艺及医学等多所学校。1872年以后又分批派幼童和学生赴美、英、法留学，如西学译介大师严复和中国第一代工程师詹天佑都是这一时期派出去学成归国有杰出贡献的著名人物。这些文化建设的成果，是不会同北洋舰队一同沉没的。相反，其中许多受到西学濡染的人物，将由于事实的教训而进一步重新省悟，从而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推到新的层次。

综上可见，到甲午战前，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已有了变革的呼唤和新的因素的出现，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化还处于器物层。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变革的真正大出台，是在下一时期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笔者将另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