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宝卷研究史回顾

宝卷是由俗讲演变而来，历经宋代谈经、说参请、说诨、讲史等，并受到话本、小说、诸宫调及戏曲等的影响，明清以来流行于陇右、山西中部、江苏靖江等地的口头传统。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顾颉刚、郑振铎两位先生首先以学者的睿智，从民间通俗文学角度，对他们所收藏的宝卷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并将其成果公之于世。顾颉刚在《歌谣周刊》发起和主持孟姜女故事的讨论时，全文刊载了民国乙卯年（1915）岭南永裕谦刊本《孟姜仙女宝卷》。郑振铎先生认为宝卷是“讲唱文学”（说唱文学）。他在1927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第七节“巨著的发现”中，首次把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间戏曲等列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

20世纪30年代，向觉明发表《明清之际的宝卷文学与白莲教》，顾颉刚发表《苏州近代乐歌》，李嘉瑞发表《宣卷》，孙楷第发表《唐代俗讲规范与其本之体裁》。这一时期内，前后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述和文学简史中也提到了“宝卷”，如胡行之的《中国文学讲话》、洪亮吉的《中国民俗史略》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宝卷与影戏关系的讨论，如佟晶心的《探讨宝卷在俗文学上的地位》。相关的文章还有吴晓玲的《关于宝卷与影戏及滦州影戏的名称》。1934年郑振铎发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第四节专论“宝卷”，指出“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儿孙”，对宝卷文学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宝卷里有许多是体制弘威、情绪深挚的，虽然文辞不免粗率，其气魄却是雄健的，特别像《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一类的充满了百折不回的坚贞的信仰与殉教的热情的，在我们文学里刍罕其匹”, “而像《土地宝卷》描写大地和天空的争斗的，也是具有极大的宏伟声气；恐怕要算是中国第一部叙述天和地之间的冲突的事的”。1938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正式出版，其中第11章专谈宝卷。10参照变文，把宝卷区分为“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两大类，又将佛教宝卷进一步细分为劝世经文、佛教的故事；非佛教的宝卷细分为神道的故事、民间的故事、杂卷。郑振铎的研究为学术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使学者开始认识宝卷对于了解民间社会的重要价值。

此后，恽楚材、傅惜华、胡士莹等先生沿着顾、郑二先生的思路，陆续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将他们多年搜集与研究宝卷的成果出版面世，从而更加开阔了学者的眼界。其中恽楚材编《宝卷续录》（1946）、《宝卷续志》（1947）、《访卷偶识》（1947）等，先后编目宝卷100多种。1951年傅惜华编的《宝卷总录》问世，编目宝卷349种。胡士莹编《弹词宝卷书目》（1957），总计著录宝卷243种。比顾、郑两先生稍晚，向达先生则另辟蹊径，从民间宗教角度，对明清之际宝卷进行了搜集与研究，并于30年代提出了宝卷是民间宗教专用经典的学术观点。李世瑜以前人编制的宝卷目录为基础，发表了综合性的宝卷目录著作《宝卷综录》，把前人著录及自己对各图书馆存目、个人所收藏宝卷目录辑录577种宝卷。这一时期的宝卷研究中还要提及的是张颔1946年在山西省介休县对宝卷的调查，1957年他发表了《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一文，这是对山西地区的宝卷与念卷活动的首次报告。

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宝卷搜集与研究成为禁区，宝卷研究基本中断，直至70年代末“文革”结束。在台湾，1975年曾子良发表《宝卷之研究》，这是一篇学位论文，全文分六章：一、宝卷之题名；

二、宝卷之渊源与流变；三、宝卷之体制；四、宝卷之内容；五、宝卷之宣讲；六、结论——宝卷之价值。附录“国内所见宝卷叙录”；介绍台湾“中央研究所”等公私收藏及民间印刷和传抄的宝卷65种。

80年代以后，随着民间宗教与民间通俗文学研究不断深入，宝卷的搜集与研究也开始进入高潮。80年代末，天津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扬州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先后对馆藏宝卷进行了重新整理、编目，并写成专文向学术界介绍。与此同时，一些民间学人如甘肃定西地区的陈俊峰等先生也热衷于此事业，于90年代初在偏僻山村发掘了孤本宝卷20余种。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对各地现存宝卷做了较多调查，北方主要以甘肃省为代表，南方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中国台湾学者如宋光宇、林万传、郑志明、王见川等先生亦在宝卷搜集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宝卷的搜集与研究，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日本在二战后，学者们开始整理研究宝卷，出现了酒井忠夫、泽田瑞穗、吉田义丰、仓田淳之助、冢本善隆等一批学者。1960年酒井忠夫在其著作《中国善书的研究》中专辟一章介绍了宝卷及明代宗教。成就最大的是泽田瑞穗，他的三部论著《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中国民间宗教结社研究资料》《增补宝卷的研究》，代表了日本当代最高水平的研究。

泽田瑞穗在《增补宝卷研究》“增补本”第三章“宝卷的变迁”，将宝卷的历史分为“古宝卷时代”和“新宝卷时代”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古宝卷时代又分为“原初宝卷时代”[明正德四年（1509）罗清《五部六册》刊行以前]、“教派宝卷盛行时代”（明正德至清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宝卷衰落时代”（雍正、乾隆至嘉庆十年平定白莲教）。新宝卷时代中又分为两个时期，即嘉庆十年（1805）到清末（1912年前）是“宣卷用、劝善用宝卷时期”，民国（1912）以后是“新创作读物化宝卷时期”。

民国年间，宝卷进入读物娱乐化、出版营利化时期，搜集旧的宝卷作品不断翻印，同时属于书店的作者也改编弹词之类和据新题材创作宝卷。

另外，冢本善隆的《宝卷与近代中国宗教》《近代中国百姓的女神观音信仰》，吉田义丰的《宗教宝卷在民众社会中的传播》《民众宗教与经典》《销释金刚科仪成书考》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除日本外，西方世界最早涉及宝卷讨论的是荷兰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他从福建得了几种宝卷，并将宝卷的内容概要写入他的著作《中国各教派受苦史：宗教史的一页》。

苏联也是搜集与研究宝卷的主要国家之一，现存宝卷26种，分别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和前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其中有明刻珍本，如《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灵应泰山娘娘宝卷》等。宝卷研究成绩较为突出的是已故的司徒洛娃先生。她长期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她的论文《宝卷体裁研究的问题》叙述了宝卷研究史，宝卷的历史分期，宝卷体裁与艺术特点，她还出版了专著《普明宝卷释注》，对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的《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作了释注。她已对列宁格勒分所藏的孤本宝卷《佛说崇祯爷升天十忠宝卷》（简称《崇祯宝卷》）进行了考证、翻译、注释。这部宝卷对明末李自成起义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史籍中所没有的新史料。

美国虽藏宝卷不多，但有些极珍贵的孤本。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郑振铎两位先生发现宝卷的学术研究价值算起，到90年代陈俊峰等先生又发掘一批珍贵宝卷为止，中外学者在宝卷搜集与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已长达70年之久。令人兴奋的是，由中外学者共同开发的这块处女地已经开花结果，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更是硕果累累。

美国汉学家欧大年是最重要的西方宝卷研究学者。早在1976年，他就出版了《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异教》（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这是第一本以西方语言系统地介绍明末清初新教派的著作。1999年，欧大年出版了著作《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9），在书中作者没有讨论非宗教宝卷，主要论述16世纪到17世纪教派宝卷的产生。第一章作者论述了称为“宝卷”的最早文本可以追溯到元代或更早；第二章“一种早期模型：十五世纪文本中的救世官政，《皇极宝卷》”，作者分析了《皇极宝卷》，认为这是书名中有“宝卷”二字的最早文本；第三章“罗清无为教派经文”，谈超凡教主罗清（1443—1527）著名的“五部六册”；第四章“1523年的《九莲宝卷》，讨论了一部佚名宝卷。对个体文本进行讨论之后，接下来两章，每章附有大量材料：“十六世纪末宝卷主题”和“十七世纪以来的宝卷”。

欧大年的弟子Randall Nadeau也致力于宝卷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明代流行教派：罗清及其“无为教”》（Popular Sectarianism in the Ming: Lo Ch'ing and his Religion of Non-Ac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90）讨论罗清及其著作；Randall Nadeau的《中国流行宗教文学的文体风格：宝卷》，认为宗教性宝卷和非宗教性宝卷都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适用于16、17世纪的所谓“教派宝卷”，也同样适用于19、20世纪的所谓“非教派宝卷”。笔者认为，这一研究超越地域局限，见解一针见血，很有价值。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指出宗教仪式的具体内涵和仪式的社会功能。Nadeau还有另外一篇关于宝卷的文章《宝卷的教化：司命灶君宝卷》。

像欧教授这样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晚明教派思想研究的学者，还有石汉椿（Richard Hon-Chun Shek）和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晚期中国社会。石汉椿的博士论文为《晚明宗教及社会：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教派思想及流行思潮》（Religion and Society in late Ming: Sectarianism and Popular Thought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论文中大量使用宝卷资料来论证。石汉椿教授其他有关宝卷的论著有：《太平盛世无叛乱：中国北方的黄天道》，发表于《现代中国》（Millenarianism without Rebellion: the Huangtian Dao in North China. Modern China 8, No.3, July 1982: 305-336）; 《晚期帝制中国宗派主义中的道教元素》，收录于《亚洲历史上的千禧年主义》（Daoist Ele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Milt'enarianism in Asian History, ed. Ishii Yoneo,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1993, pp.117-142）。

韩书瑞引用了大量来自黄玉楩的《破邪详辩》中收集的教派经文，来重建她提出的领导人信仰观念，见《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韩教授在其《晚期帝制中国的白莲教传播》中讨论了宝卷在明清教派传播中的作用。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姜士彬有《宝卷中的目连：幽冥宝传的表演情境及宗教意义》，讨论目连传说改编的宝卷。白若思博士论文《宝卷文本：14—19世纪中目连故事的发展及风格演变》[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ian Story in Baojuan Texts（14th-19th Century）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Gen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0]，从故事演变的角度认为从元代到今天的宝卷，许多都改编自目连传说。另外，英国杜德桥、荷兰汉学家伊维德对《香山宝卷》中的妙善传奇的主题和不同国家相关主题做了比较研究。杜德桥（Glen Dudbridge）在其著作《妙善传奇》中讨论了两种版本的《香山宝卷》。《香山宝卷》中讲述的妙善公主悟道变为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传奇引起了学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汉学家伊维德（Wilt Lukas Klema）的文章《邪恶的父母及孝顺的后代：论香山宝卷及其相关文本》将此传说的几种宝卷版本与中世纪法国的女圣徒的传说进行了比较。此文增订后，作为其著作《个人救赎与孝道：观音及其侍者的两种宝卷》的引言介绍。另外，该书提供了《香山宝卷》简本（1872年版）及《善才龙女宝卷》的全文翻译。

伊维德教授还翻译了包括《沉香宝卷》《香山宝卷》《灶君宝卷》《三茅宝卷》等在内的中国宝卷数种。伊维德教授的《孟姜女哭倒长城：中国传说的十种版本》，包括《孟姜仙女宝卷》以及《孟姜女哭倒长城宝卷》的翻译，第一种版本广泛流传于19世纪末及20世纪早期的江南及其周边地区，第二种版本流行于20世纪末的西北部甘肃省张掖地区。此外，还有《沉香宝卷》的全文翻译，见于《中国民间及流行文学哥伦比亚选集》。2013年伊维德教授和白若思合作翻译了《目连三世宝卷》（The precious Scroll of the Three Lives of Mulian），出版了《逃离血湖地狱：目连和黄氏女的传说》。

综上，国外学界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把宝卷看成是中国的“宗教文学”，所以更多地关注教派宝卷的主题、教义与其他教派的关系等问题。二是中国社会史的学者，把宝卷当做研究晚期中国社会的重要文献资料。

2014年“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2014年会”在扬州大学召开，会议发表了一批综述宝卷研究情况的论文，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海内外宝卷研究状况及发展态势。这些论文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袁博的《新世纪以来故事宝卷研究综述》，山西大学文学院尚丽新的《北方民间宝卷研究中的问题和展望》，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丘慧莹的《台湾宝卷研究综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伊维德提交会议的论文《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综述》（增补修订版，孙晓苏译），扬州大学文学院陈安梅的《中国宝卷在日本》等。

车锡伦先生毕其功于一役，花费数十年完成的《中国宝卷总目》，考辨目前海内外公私收藏元末明初以来宝卷，共著录1579种，版本5000余种，宝卷异名1000余种，为中外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实用的工具书。当然，车氏这部编目仍有不少可商榷处，如一些宝卷的年代断定有可再议处，还有许多宝卷未见著录。近年来车锡伦先生在对《中国宝卷总目》进一步修订。可以说，车目是继郑振铎的《佛曲叙录》、胡士莹的《弹词宝卷目》、李世瑜的《宝卷综录》后的又一部里程碑式的成果。

新学问来自新发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迎来了敦煌学的繁荣。从叙事文学的角度看，宝卷是融叙事文学、宗教、仪式、音乐曲艺于一身的文化文本，其中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交叉综合研究才能回答。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宝卷是一笔尚未充分研究的重要民间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