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实际“说新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发展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风格、反映中国需要，运用中国话语体系，指导中国实践的、不断创新的哲学形态。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1917—1992年）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武汉大学校长李达（1890—1966年）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王任重接受李达的意见，发表其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李达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他的意见很有分量。

但是，也许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截然不同的看法或许同样的有意义、有价值。

1959年，还是王任重。毛泽东知道他那篇文章题目变化的来龙去脉后，对他讲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不尊敬吗？绝对不是。毛泽东曾经有个比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就是我们的上帝。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理论导师的感情是不容置疑的。

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是一时戏言吗？绝对不是。其实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认识。在这前一年，也就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得更加的形象、具体、深入。

5月8日，毛泽东在会上大声疾呼“破除迷信”，特别是“破马克思”的迷信，要“超马克思”。他说：“我们大多数同志有些怕资产阶级的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地不大怕了。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种 ‘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们要努力。”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数十年来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总结。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了，就超过了；不断结合，就不断超过。超过，才是发展；发展，才能坚持。根据新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

一、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发展的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风格、反映中国需要、运用中国话语体系、指导中国实践的和不断创新的哲学形态。

不断地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才是为中国构建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时代哲学，这才是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任务。

首先是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其次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实践，成为中国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随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寻找救国图强的真理和道路而传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然而作为外来的先进思想，要真正转变成中国人民改造旧中国的巨大精神力量，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必须与中国国情、与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相结合，必须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国情、中国本土的先进思想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为中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符合人类思想文化世界性交融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真理，继承了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又具有中国鲜明的民族形式和特征，富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精华材料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既要以说明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创新；又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创新，运用于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地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民族化、现实化和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的进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只有把握时代问题，认清世情，才能确定党和人民所处的时代地位和历史方位，才能把握中国发展的时代命脉和历史趋势，才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通过什么样途径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问题，才能在回答这些时代问题的同时推进哲学的升华。今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判断时代条件和世界发展趋势，认真吸取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先进文明，带领中国人民紧跟时代前进潮流，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进程。世界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世界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组成的，世界是“一般”，民族国家是“特殊”，世界寓于民族国家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世界的普遍规律，其世界观、方法论适用于一切民族国家。然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要成为具体民族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与特殊民族国家的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即本土化。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所谓国情，就是特殊民族国家的国情。所谓中国特色，就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包含了中华民族国家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就是要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特殊性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注重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要研究民族的现实需要，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只有同中国具体民族特性相结合，吸收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思想和优秀表达形式，以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充分体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具有中华民族的特殊表达形式和丰富的民族文化特性，才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活生生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自身生命力，必须不断地与现实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不断伴随着现实的发展、适应现实的需要而不断丰富发展，这就必须不断地依据现实，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解决新的问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现实提出了大量时代课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回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充实自己、丰富自己。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大众哲学，而不是少数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是站在工人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没有大众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大众的哲学；其次，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泉，没有大众化，也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来自大众的哲学；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没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被束之高阁，转化不成巨大的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大众所用的哲学。

二、自觉站在巨人肩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照抄照搬，也不是单起炉灶另开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在于回答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唐朝诗人王之涣（688—742年）有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实，要想看得远、看得真不仅要登高还要有装备。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把马克思主义比作“望远镜”。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望远镜看得远，高瞻远瞩；显微镜观察入微，透现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功能，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功力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心血和智慧，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可谓博大精深。可以说，每一部哲学经典著作都是一座金矿，闪耀着人类哲学智慧的光芒，为人们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宝贵的精神滋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仅仅阅读二三手资料是不行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原原本本地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原著。

1884年8月13日，恩格斯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指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1890年9月，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他再次写道：“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1894年10月4日，他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

毛泽东一直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1939年，毛泽东与马列学院的学员谈话时指出：“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延安整风时他说，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还读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5本马列著作。1949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必读”12本马列主义著作。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工人阶级政党的导师们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训诫，理所当然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

当然，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卷帙浩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就有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也有60卷，总字数有几千万字，哲学思想贯穿其中。这是一般人难以通读的。但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整体化的角度来看，如果只去阅读一两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难以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

有人用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话，为不读哲学经典的行为辩护。其实，邓小平那是针对全党讲的，既包括领导干部，也包括普通干部和群众，对于自觉担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使命的同志，对于领导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完成伟大事业的同志，怎么能不去研读哲学经典？不能把“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同研读马恩经典著作对立起来。别忘了邓小平同时还讲过一句话“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也就是说，搞哲学研究的人是必须读哲学大本本的。

更进一步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于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读哲学经典，也是对自己哲学信仰的忠诚、对主义的致敬、对信念的不懈追求。不读怎么能信，不读又怎么去体现信？

牢牢把握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

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波澜壮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的论断灿若星辰。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结合新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新认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出现过偏差，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搞清楚就要犯错误，就要吃苦头。

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具体论断、具体原理可以随着时间、空间、地点诸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是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因其揭示的是事物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而“放之四海而皆准”。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生受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断章取义、叶公好龙。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晚年很谦虚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其实这既是大谦虚更是大自信，掌握了实事求是的哲学精髓，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邓小平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实在是意味深长。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创新，是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传统。早在《易经》中就有“与时偕行”的要求，偕行就是要适应变化的需要而不断说新话，走新路，向前奔。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是如此。不要以为只有毛泽东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邓小平同样讲过类似的话：“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理解伟人们的这些话呢？其实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要防止不思进取的“我注六经”，反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去找什么九鼎之言，更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教训他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丢老祖宗，但必须说新话。我们讲超越，不是丢弃，更不是否定，而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往前走。只有真正的坚持，才会有真正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能是“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始，中国共产党人便开始了说新话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设想社会主义革命会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走向成功，所以，“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新话，“枪杆子里出政权”更是新话，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不说新话就不可能成为中国需要的、能在中国走向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更是与中国国情、中国优秀思想文化，包括与中国话语体系相结合，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过程。说新话的过程也就是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

三、深深扎根在中国大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风格，使用中国话语，要能为开辟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供理论支撑与思想保障。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中国的实践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没有任何意义。

立足中国国情

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条件不是人们自己选定的，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人们不可能避开这些因素和这些因素所带来的既定状态。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因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都是不可选择的，都是既定的，甚至是特定的。任何主义、思想、理论如果不与具体的国情相适应，就会水土不服，甚至误国误民。顺应了国情，则不仅理论有大发展，实践更会有大收获。

20世纪30年代，“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国盲目搞“城市暴动”就是因为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脱离了中国国情。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正确的战略策略则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用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之所以能超过吃洋面包的“钦差大臣”的哲学思维，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哲学认知与自觉哲学顺应。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中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阶段至少要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毕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当下的中国呈现出一系列与过去很不一样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重大转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不断地与变化了的今日中国国情相结合，作出新判断、新回应与新举措。

解决中国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能变成只是拿在手上的箭，连说“好箭”就是不发射。好箭是用来射特定目标的“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有的放矢”，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矢”，射中国这个“的”，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哲学基础。国家不富强，就会被开除“球籍”；民族不复兴，无颜担当龙的传人。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让一个曾经饱受异族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到21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让一个能彰显五千年灿烂文化、能传承五千年悠久文明、能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共享、能用自己的软实力促进世界共荣共进的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是为实现人民富裕、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国梦”提供哲学支持。中国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过上更加富裕、更加有尊严的生活，让亿万中国人民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实现自己的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始终注意让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都由人民群众主导，由人民群众决定；始终注意让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都能为人民群众共享。

三是为实现“中国梦”而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作出哲学指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必须有一条正确的实现途径，这就是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雄辩证明这条道路是唯一可行之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的理论保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最重要的哲学武器。

进行中国创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国创造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行为。总的来说可以用“结合”这一说法来涵盖，但一定要意识到“结合”是内在有机的，是包含不同层次的，是需要不断演进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简单机械的“相加”，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何况“相加”主要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捆绑式的“相加”两者并没有真正合到一起，并没有变成一个东西，外力一旦失去便依然你是你、我是我。而“结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相互需要、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难分彼此、不分彼此。

从“相加”走向“启蒙教育”是“结合”的真正开始，但这也只是第一步。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启蒙教育”中国人民，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这一阶段很重要，但这一阶段不是全部，也不能成为全部。20世纪早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很多失误与挫折，皆是“启蒙教育”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而导致的。“启蒙教育”在让中国社会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方面确实有大功，但是当仅仅满足于做马克思主义的“传声筒”，在这种状态下止步不前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并且是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的工作，最终一定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创立中，一定要实现实质性飞跃，从两个相关对象创造性地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达到这个目标，就一定还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被“化”、被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化”有机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我们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以发展和创新为核心，把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中国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理念、气势境界等等，从具体的实践形态总结、提炼为抽象的理论形态，“创造建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这不仅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彰显中国风格

既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形式、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气派、中国的语言，概言之，要有“中国味”。这中国味，就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生命和血液中的中国情感、中国意志、中国愿望、中国思维、中国话语等等，概括来讲，就是中国文化的精、气、神。我们不可能离开自己国家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去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

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彰显中国风格，毛泽东有段话讲得十分到位：“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在理论创新中特别喜欢引进“洋概念”，捣鼓“洋名词”，显摆“洋教条”，不仅百无一用还令群众生厌，其实是离开了中国实践，丢掉了中国风格。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中国风格主要属于形式方面的范畴，但这一形式直接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在中国的充分实现与有效发扬。因而，中国风格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又具有了内容的属性，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认识。

四、实现中国化的伟大飞跃

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拿来只言片语、个别结论，就算确实是“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完全不行的。更何况宏大的实践需要系统的理论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有成为了科学系统的理论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创新。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哲学理论指导方面实现了两大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哲学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二个飞跃就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第二个哲学形态。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不断推进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的中国扎下根来，发展起来。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成熟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于革命战争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充实。毛泽东哲学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表现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转化成巨大的革命力量和建设力量。

毛泽东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著作中。大致举要如下：

——“实事求是”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科学抽象。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用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方式和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实践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以中国化，概括为“实事求是”，形成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和根本点，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突出、最重要的贡献。

——“矛盾论”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概括。毛泽东用极富个性色彩的语言表述了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新认识。他全面论述了对立统一学说，概括为“矛盾论”，在对矛盾斗争性和统一性、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等内容的论述方面有了质的新飞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总结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成果，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着重指出物质的内部矛盾性和物质无限可分性，深化了自然辩证法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新思想。

——“实践论”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升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将认识过程概括为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到实践的两个飞跃过程，并且突出强调后一飞跃的重要意义，“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性。毛泽东从哲学的认识论性质和认识论功能的高度，强调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一体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实践功能。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964年8月，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把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精辟地指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不是别的。

——“群众观”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精辟浓缩。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群众观点，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根本宗旨，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精辟地概括为“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等基本观点。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必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就是政策，“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哲学大众化”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工作的深刻总结。毛泽东大力倡导并且毕生致力于哲学的解放事业，强调哲学群众化，主张普及哲学。“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延安时期的新哲学运动，当年吸引了众多人参加的工农兵学哲学，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思想和行为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维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个创新的理论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贯穿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为核心，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着眼点，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和自然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说：“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解放思想要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放弃僵化、片面、凝固的思想观念；解放思想既看到“变”，又看到“不变”，既看到“必须变”，又看到“不能变”。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一论断科学地阐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

解放思想体现在顺应时代发展上，就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是理论和实践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及时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一切都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还包括一系列重大哲学创新思想。譬如，“照辩证法办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很丰富，也有很多的突破与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但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尚未完成，是正在进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不断探索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要不断往前走、不断深化、不断完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没有停止、也不能停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前行的过程中，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是每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五、真正成为大众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品质，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厚源泉和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启蒙大众，让群众真学

启蒙，究其本意来说就是告知人们新思想，改变人们旧观念。人的思想是最活跃的，但人的思想也是最保守的。人一旦接受了某一种思想、形成某一种观念，就会不自觉地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坚守，并且在这些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行动，尽管这些思想和观念其实对他是很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但他并不知觉。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的“洞穴影像”就是对这种现象的经典阐述。

恩格斯曾经讲过：“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恩格斯这段话虽然是针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于欧洲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哲学运动，但对于今日中国社会同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告诉社会大众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权利，让社会大众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力量，觉醒自己的权利。

属于大众，让群众真懂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属于大众的哲学，而不是少数人拥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定要让群众真懂。

“体系”是理论完备性的一种标志，但体系也只能是在理论领域的表述。理论要想进入实践领域就必须要有实践的形态。属于大众的理论一定应该是简单、清晰、明了的，为群众所欣然接受，为群众所真心信服，为群众所真正理解。为群众所懂得的哲学恰恰是理论生命力最强盛的标志、最有作为的标志、最能发挥作用的标志。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宣传，清楚明白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立场、根本原则、共同理想与奋斗目标，清楚明白地解答群众来自实践、来自生活的困惑与疑虑，让广大群众切实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保障他们权利、实现他们利益、促进他们发展的锐利武器，而不是相反。

为了大众，让群众真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指向是为了大众的哲学，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要让群众真信。相信才会去理解，理解才可能掌握，掌握才能去运用。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共产主义不是要让所有人都变成无产阶级，而是要通过创造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是要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消灭无产阶级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整体解放。这也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要着眼于人类的全体，而不能只是考虑部分人、少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全体中国人民，是中国疆域的全部，不能是一部分人，不能是一部分地区。

当一切发展依靠人民，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要求成为在中国社会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真实事情，群众就会相信它是自己的武器，群众就愿意拿它来做自己的武器。

走向大众，让群众真用

没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被束之高阁，不能转化为巨大的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大众所用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要从书本里、文件中、会议上走出来，走进群众火热的生活、走向中国蓬勃的实践，以简明的内容、通俗的形式、大众的思维、普及的方式让群众能掌握，会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要努力让自己走向人民群众，为广大群众所认知、所接受、所实践，这样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才能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

当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来说，学、懂、信、用是一体的，不能截然分开，也是分不开的。从过程看，似乎是学了才会信，但就逻辑上讲，只有信才会去真学；从程序上看，懂了才能用，但就认识规律来看，只有实践了才会真懂，认识就是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的。当社会大众把学、懂、信、用有机统一于他们的生活与实践中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实现了真正的大众化。

结语

随着时代的转换、实践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要增添新的内涵，以新的理论观点、体系建构、表现方式满足时代的要求和实践的需要。只要我们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善于总结实践经验，重视探索新的实践，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