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学会喊妈妈

回家后我做了些功课，了解白鲸，了解自闭症。

也拟了个初步的采访计划。

计划中除了打算采访鲸豚驯养员，还想接触一些自闭症患儿家庭。

再次赶到大连，住在海边，离白鲸和海豚们很近。那个每年无偿为自闭症孩子举办冬令营的旅游公司已为我做了安排。

编辑小满是个健康挺拔的大连姑娘，她对我说：“明天上午我们会去一个自闭症康复培训机构——也可以叫它自闭症康复学校。在那里，每个孩子都有家长陪同，您可以做些了解。校长叫崔丽，她自己的孩子就是自闭症患儿。”

“哦，她又是校长又是家长？”

“是啊。”

第二天，旅游公司的小张姑娘开车送我们去自闭症康复学校，我们见到了崔校长。

她开朗，热情，语速挺快。

我说：“很难想象……”

她说：“很难想象我有一个自闭症孩子，是吗？”

我和小满都点头。

崔校长笑道：“虽然我孩子的情况还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但那个使我情绪最低落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有很多事要干，情绪低落怎么干？我得像一张弓，拉得满满的，一点儿也不能松懈。”

但现在她得向我们描述那个已经跨过去的阶段。

“我的儿子，不到1岁时就有点儿不对劲。”崔丽说，“别人的孩子这么大时会比较黏妈妈，妈妈一走就哭，就闹。”

我说：“是的，我儿子那时候就这样。他妈早上买菜去，他醒来一看妈妈不在就哭得惊天动地，谁也哄不好。”

“但我儿子不一样。妈妈走了，他不在乎；妈妈回来了，叫他他也不理。邻居的小女孩只比我儿子小几个月，容易互相比较。垃圾车的响动挺大的，邻居小女孩会受到惊吓，但我儿子没反应。我们就想，他会不会听力有问题？就抱去医院检查耳朵。”

“没检查出什么？”

“是啊，医生说耳朵正常，好好的。哎呀，我和我爱人可高兴了，我儿子不聋！回来就庆祝了一下。”

“怎么庆祝的？”

“找个小饭馆呗，为我儿子的耳朵好好的干杯。”

“后来呢？”

“后来我们又怀疑孩子是发育晚，也怀疑过他是不是脑瘫，就一次又一次去医院，一次又一次排除掉……”

“然后一次又一次庆祝？”

“是啊。只要有什么儿科专家来大连，我们就带着孩子去检查，去请教。可总是查不出什么。但心里有疑问啊，别人家孩子教什么学什么……”

“你孩子老是学不会？”

“不，”崔校长说，“我们家孩子是不愿意学，你怎么教他也不学！这样一直到了5岁。有一天晚上，同事打电话来——”

“你那时干什么工作？”

“那时做房地产。”

“自己开公司吗？”

“不不，只是个员工。”

“同事打电话来说什么？”

“她叫我打开电视。我就看到正在介绍自闭症的情况。我边看边对照，觉得跟我儿子的表现有点儿像，不过还抱着侥幸心理：我儿子不是天天这样啊。然后就带孩子去北京，去了专治自闭症的北医大六院。”

我想，这个一次又一次为儿子的“幸运”庆祝的母亲，她去北京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听到医生对她说：放心，你儿子不是自闭症，只是发育有些特殊而已。

医生简单地观察了她的孩子，问了孩子几个问题，并让孩子拿起桌上的杯子——孩子握不住杯子。

医生问她：“你儿子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崔丽回答：“他喜欢敲，拍。”

医生就用一个手指敲着桌子。

孩子立刻兴奋起来，开始拍桌子，他拍得挺有节奏。

医生停止了敲，但孩子还在拍。

医生做了个制止的手势：“行了。”

但孩子还在拍，停不下来。

直到妈妈抓住孩子的手，他才勉强停下。

这时医生的表情是毫无意外的、毫不疑惑的。

崔丽从里到外颤抖着问：“大夫，我孩子是不是那个……那个……”

医生点头说了三个字：“很典型。”

她盯着医生的眼睛。

她知道她应该信任医生，医生没有必要无中生有。

她又看她的孩子。但孩子并不直视她的眼睛，从来都这样。她总不愿往不正常上想，可现在医生很肯定地告诉她了。

她似乎眩晕了一下，不过这眩晕只持续了零点零几秒。因为孩子在她身边，她必须清醒而坚强地面对孩子，面对孩子的一切。

她赶紧问医生：“您说，该怎么治？”

医生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治愈自闭症的药物，主要靠教育和训练，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叫‘干预’。你的孩子5岁了，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年龄，但晚一些总比没有强。另外，你家没养小猫小狗吗？”

没等崔丽回答，医生自己说：“应该是没养，这样的家庭需要耗费的精力已经够大的了。不过，让自闭症孩子跟一些温顺的动物在一起是有好处的，可以培养他们的情感，并能帮助他们把情感正常地表达出来。我从资料里看到，国外还尝试使用大型海洋生物与自闭症孩子互动游戏……哦，我们这里条件有限。不过北京是有针对自闭症孩子的培训机构的，你可以去看看。”

崔丽带孩子去了那家机构。

“我们运气真好，”她说，“那里正巧有个孩子生病，空出个名额。我第二天就在附近租了房子，白天就陪儿子上课。”

我问：“那你，辞职了？”

“当然，辞职了。”

“你爱人是干什么的？”

“他在部队，搞测绘的。”

“你家的经济负担一下子重了许多。”

“这还不是主要的烦心事，”崔丽说，“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我儿子天天上课，可是看不出有什么进步。”

“得耐着性子。”

“可是首都的开销太大了，住不起了。”

“又回大连了？”

崔丽摇着头：“为了儿子，我们像游击队似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青岛儿童医院住了一年半。接下来又去过济南，去过临沂。在外面一共漂了三年，我儿子从5岁长到了8岁。”

我问：“三年时间还没什么进步？”

她说：“进步不很明显，但还是有进步的。在第二年，我儿子6岁的时候，他会叫‘妈妈’了。”

小满瞪大眼睛，觉得无法相信：“6岁以前，您儿子一直没喊过‘妈妈’？”

“没喊过。”

“那，您第一次听他这样喊，是不是特别激动？”小满自己已经激动得难以自持了。

崔丽说：“是啊，人家孩子轻而易举能学会的，我们孩子要学无数次。但学无数次终于学会了，这比学一两次就学会了更有成就感。”

我说：“这主要是家长的成就感？”

“对。”崔丽感慨地说，“听见我儿子第一次喊妈妈，除了当母亲的满足和激动，更强的意识是：我儿子是能学习的，他能学会喊妈妈，就能学会别的，就能学会更多的！”

我们三个都被震撼了。

崔丽说：“在外面三年，我儿子学会了拍球、剪纸、涂色。去北医大六院那会儿，医生要他拿杯子，他握不住，三年以后他能拿起杯子了。”

小小的进步，大大的付出。

崔丽说：“在外面的三年里，我也在学习，教育、训练自闭症儿童那一套我也学会了，所以回大连后我就办起了这样一个学校。”

我问：“这学校的学生你是怎么招来的？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你这样一个房地产公司离职人员？”

崔丽笑了：“回大连后我加入了一个联谊会，成员都是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一个季度聚会一次，交流交流各自的情况。后来我和大伙儿商量：大连没有自闭症康复培训机构，我来办一个行不行？大家都支持我。学校开办时，六个孩子四个老师，除了我自己的孩子，还有五个，都是联谊会送来的。”

我又问：“四个老师也包括你吧？”

“不，虽然学校的许多事情我都在做，都可以做，但还是要请专职教师。四个姑娘都是营口特师毕业的，学的是社工专业。”

“她们在你这里干，工资能有多少？”

“哦，现在能拿到3000元，但九年前开办时只有600元。”

“条件很差，她们能适应吗？”

“那时我租的校舍只有二百平方米，挺简陋的。有的孩子还会揪老师的头发，咬老师的胳膊。其中有个老师只干了一个月就走掉了。”

“那，这四个老师里，有没有一直干到现在的？”

“有啊。”

“有几个？”

“一个。”

那就是仅存的硕果了。

崔丽告诉我，现在学校已有二十个老师了，主力仍来自营口特师，也有长沙民政学院等各地各校的毕业生。

“我记得刚开始时有这样一个孩子，”崔丽说，“他用了半年时间才认识了红色，又用了三个月认识了蓝色。然后再拿红色给他看时，你们猜怎样？”

小满说：“他已经不认识红色了。”

“不对，”崔丽说，“红色和蓝色他都不认识了！”

这种前功尽弃就好比一位作家用电脑写作，辛辛苦苦写了好几万字，不知道碰了哪个键，“唰”的一下几万字全没了。

崔丽接着说：“可是让我感动的是，出了这种事，那位家长没把孩子领回去，仍然选择信任我，把孩子留在这里。”

我问：“最早送来的五个孩子里，有没有坚持到现在的？”

崔丽说：“有一个女孩，九年来一直在这里，已经十三四岁了。不过，待得最长的孩子不等于最成功。我们这里有些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就去普通小学了。当然，家长跟校方说好，在成绩上没有要求，只求让孩子在集体生活中逐渐适应社会。去年我们学校有四个孩子上了普通小学。也有一个从我们这里出去的症状轻微一些的男孩，他最后考进了大学。”

“这是极个别的吧？”

“对。当然，离开这里也有另一种情况，因为经济压力太大，放弃了，把孩子带回家了。”

我想起一个问题：“崔校长，您的孩子现在怎样了？他……还在这里上课吗？”

“哦，”崔丽说，“他17岁了，开始有青春期反应了。他爸提前退伍，在家陪着他。我现在会提醒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对自闭症的最佳干预年龄是3到4岁。但我儿子那时候没有人提醒我们，我们错过了最佳干预年龄，所以进步很慢。到了冬天，我儿子不怎么愿意出来。冬天风大，他眼睛不舒服。他不爱戴帽子、戴手套，手冻僵了也不戴手套。他喜欢夏天，那时候他会蹦蹦跳跳地出门。不过，一般来说他不喜欢人多，人多他没有安全感。还有，在他面前我不能跟别人说五句以上的话，超过五句他就会插嘴。这大概也是安全感问题吧。”

小满问：“他会说爸爸妈妈的名字吗？”

“他会说！家里的电话号码也记得住。但他不会说人称代词，不会说‘你、我、他’。他小时候我想训练他说‘你、我、他’，就故意轻轻打他屁股，问他：‘妈妈在干什么？’他就说：‘妈妈在打张杰的屁股。’张杰是他的名字。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会说‘我的’，永远是‘张杰的’。他说话语速比较慢，声音比较轻，有时轻得听不清楚，要在他胸口按一下才能大点儿声。”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小张问崔丽：“你们家一直没养小动物吗？”

崔丽说：“没有，不过我还记得医生说的，大型海洋动物能帮助自闭症儿童。咱们大连的大白鲸世界有白鲸，有海豚，就是门票太贵了，我儿子9岁以前我们只带他去过一次。有一次市里开会，我偶然遇见一个老总，大白鲸世界就是他们公司的。我对那个老总说，能不能免了自闭症儿童的票，他们喜欢白鲸，喜欢海豚，但一张票100多元，我们实在出不起。老总对我说，他们正在酝酿一个计划……”

我问：“是不是要办白鲸冬令营？”

“对呀，”崔丽说，“白鲸冬令营后来每年都办，我儿子参加的是第一季。”

“一次冬令营多长时间？”

“三个月，每周三次训练课，每次20分钟左右。”

“每次训练，孩子都能看到白鲸吗？”

“不但能看到，他们还能摸白鲸，白鲸还会亲他们一下。”

“那，参加冬令营的有多少孩子？”

“哦，分了三组，每组三个孩子，每个孩子还配备一个心理医生。”

小满问：“孩子跟白鲸在一起一定很高兴吧？”

崔丽说：“是的，我还从没看见我儿子那样高兴过。他最高兴的是指挥白鲸唱歌。”

我问：“怎么指挥？”

“就这样。”崔丽挥动双臂，“还有，喂白鲸吃鱼也是孩子喜欢干的事。”

接下来，我要求参观一下她的学校，看看孩子们，崔校长便欣然前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