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艺术论（15）

[41].D.Cranz，Historie von Grönland，B.I，S.213.可参照克柳却克的Als Eskimo unter den Eskimos，S.234.及波亚斯的上揭书，五六六页。

[42].Historie naturelle， civile et geographique de I'Orénoque， T.I，p.211.

[43].Die Indianer Nordomericas，Leipzig 1865，S.101.可参照玛蒂尔达· 司提芬生的研究，给斯密司学会的亚美利加人种学会第十一回报告的The Siou。据司提芬生所说，则当食料不足之际，成年者是自己忍着饥饿，以养孩子们的。

[44].例如，可看锡瓦因孚德的关于野蛮人的所说之处，Au coeur de I'Afrique.T.I，p.210.

[45].Ratzel， Völkerunder，I，338—339.

[46].Völkerunde，I，524.

[47].Native races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p.133.

[48].Ueber die Botokudos etc， Zeitshrift für Ethnologie，XIX，S.32.

[49].L.c.，S.251.

[50].Au coeur de I'Afrique，T.I，p.210.

[51].Dans les ténèbres de I'Afrique，Ⅱ，361.

[52].《四概要》八二页。并参照八五页。

[53].Waitz， Anthropologie der Naturvölker， dritter Teil'S.446.

[54].Im australischen Eüche und an den Kusten des korallen meers， Leipzig 1896，S 223.

[55].Die Weddas von ceylon，s.395.

[56].关于澳洲土人的绘画，可看辉忒的Anthropologie der Naturvölker，sechster Teil，s.759.及以下，并看有兴味的L·G·玛乔斯的论文，The rock Pictures of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in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Queensland Branch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vv.X and XI.关于薄墟曼的美术，则可看已曾由我引用了的茀立修的关于南美洲土人的著述，第一卷，四二五至四二七页。

[57].可看Die Umsegelung Asiens und Europas auf der Vega von A.E.Nordenskiold，Lepzig 1880，B.I，S.463及B.Ⅱ，S.125，127，129，135，141，231.

[58].可参照Die Urgeschichte des Menschen nach dem heutigen Stande der Wissenschaft，von Dr.M.Hörnes，erster Halbband，S.191及以下，213及以下。和这相关联的许多事实，由Mortillet 指示在他的Le Préhistorique中。

[59].Nordenskiold，Ⅱ Band，S.123，133，135.

[60].Fritsch，Die Eingeborene Süd—Africas，Ⅰ，436.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

当我的论文集《二十年间》的新版出世之际，这回决计要在那前面加上几条注意书了。

或一批评家——不但倾向不好而已，且是极不注意的批评家，竟将实在可惊的文学的规范，归在我身上了。他决定地说，我所承认者，只是承认社会底环境有影响于个人的发达的文艺家，而将不承认这影响的文艺家，加以否定。要将我解释得比这更不行是不能的了。

我所抱的见解，是社会底意识，由社会底存在而被决定。凡在支持这种见解的人，则分明是一切“观念形态”——以及艺术和所谓美文学——乃是表现所与的社会，或——倘我们以分了阶级的社会为问题之际，则——所与的社会阶级的努力和心情的。凡在支持这样见解的人，将所与的艺术作品，开手加以评量的文艺批评，就也分明应该首先第一，剖明在这作品中，所表现者，正是社会底（或阶级底）意识的怎样的方面。黑格尔学派的批评家——观念论者——这里面，连在那发达和这相应了的时期的我们的最天才底的培林斯基（Belinski）也包括在内——说，“哲学底批评的任务，是将借艺术家而被表现于那作品中的思想，从艺术的言语，译成哲学的言语，从形象的言语，译成论理学的言语。”但作为唯物论底世界观的同人的我，却要这样说，“批评家的第一的任务，是将所与的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言语，译成社会的言语，以发见可以称为所与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的东西。”我的这见解，在我的文学底论文里说明，已经不止一次了，但看起来，这见解，竟好象引我们的批评家于迷误似的。

这富于奇智的汉子，竟以为倘如我的意见，文艺批评的第一的任务，既在决定由作者所运用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则我所赞赏，是将在我觉得愉快的社会底努力，表现于那作品中的作家，而将不愉快的这些事的表现者，加以否定。就这事本身而论，就已经愚蠢，因为在真实的批评家，问题是并不在“笑”了“哭”了那些事情里，而在理解之中的。然而现在我所作为问题的“作者”，却将问题更加单纯化了。他所述说，是所与的作家，那作品能否确证我关于社会环境的意义的见解，我便据以分为赞赏或非难。[1]于是就生出可笑的漫画来，假使这对于我国的——可惜还不独我国——文学史家，不成为极有兴味的“历史底记录”，那就恐怕是连谈讲的价值也没有的。

G·I·乌斯班斯基（Uspenski）在《难医的汉子》这一篇短篇里，将一个苦于暴饮，向医生访求着医治这病的药，“譬如连身体的角角落落”也都达到的药的教士，作为唯物论的决定底反对者，证明着物质和精神的决非一物。“你瞧，——这汉子讲道理道，——连《俄国的言语》报上，也没有说这是一体的……倘若这样，那么，拿一段木棒来——这是脊骨，缠上绳子——是神经，再加上些什么——选出去做土地争议裁定官罢，只要给带上缀着红带子的帽，就好了……”

这教士，留下了无数的子孙，他是马克斯的一切“批评家”的先祖。我们的“作者”，一定也属于这苗裔里面的。然而应该说真话，——教士还没有“狭隘”到他的子孙一般。他“连”依据了《俄国的言语》报，也并无偏见地，承认了脊骨不是木棒，神经不是绳子。而我的大慈大悲的批判者，却要将神经和绳子，木棒和脊骨的等观的坚强的确信，归之于我。岂但我们的批评家而已呢？反对者们也将和这相类的愚昧，十分认真地归给了我们。——其实是，虽现今也还在归给，没有歇——要确信这事，只要想起社会革命党和主观主义者们对于马克斯主义所加的反驳，就够了。不独此也，——虽在西欧的马克斯批判——例如有名的培仑斯坦因先生——上，也还将那有判断的教士所未必加于唯物论的关于“神经”和“绳子”的意见，归之“正统底”马克斯主义，这事，是可以无须什么夸张地来说的。我真不知道，我们可能遇到一个时代，会从和这种“批评家”交矛的满足，得到解放。但我想，这时代是要来的，我以为这的到来，当在社会底变革，除去了或种哲学底以及其他的偏见的社会底原因之后。然而现在，却还很要常常听我们的“批评家”的认真的忠告，说是将缠着绳子，用了缀着红带的帽子装饰起来的木棒，推举出去做“土地争议的裁定官”，是不行的罢。没有法，只好和果戈理（Gogol）一同大叫道：“诸位，生活在这世间，是多么无聊呵！”

也许有人要说，着手于艺术作品的社会学底等价之决定的批评家，是容易将那方法来恶用的。这我知道。然而不能恶用的方法，有在那里呢？这是没有的，也不会有。又将说罢，——所与的方法愈是切实的，则由拙劣地驾驭这方法的人们所犯的那恶用，就愈不堪。然而这事，成为反对切实的方法的理由么？人们往往将火恶用，但人类倘不回到文化底发达的最低阶段去，却不能拒绝其使用。

在我国，现在是将“有产者底”或“小市民底”这形容词，非常恶用着了。那事例之多，竟至于使我读着“Russkie Vedmosti”第九十四号的漫谈（Feuilleton）的I先生的下几行，未尝没有同感。——

“现在的文学，在要发见一种手段，只留下于那支持者并无危险的东西，而决定底地将一切解体，破坏。这是包藏于‘有产者底’或‘小市民底’这言语之中。只要将这言语，抛在或一社会活动家或文学作品上，便作为杀死，解体，绝灭最强的有机体的毒，作用起来。‘有产者底’这句话里，含有无论用了怎样狡狯的中伤，论争底才能的怎样的展开，也都不能斗争的论据。这好象是不能证明它没有对准必要之处，未常命中适当之处的日本的下濑火药似的东西。触着它也好，不触着也好，而它已经将那些东西破坏了。

“对于这可怕的判决，唯一的充足的回答，是向着和这相应的致命底的爆裂弹的飞来之处，抛过同样的东西去。对于将‘有产者底’这句话，抛给你们了的处所，就送以‘小市民底’这句话罢。那么，你们将在敌阵里面，看见刚才在你们自己这边那样的败灭了，为什么呢，因为防御这爆裂弹，是怎样的城墙，怎样的壕堑，也不会有的。”

在或一意义上，I先生是对的。但仅在或一意义上，是对的而已。作为分明看透了或种现象，却并不来取解决那社会底意义之劳者，是对的。但是，倘若I先生要懂得这意思，那很容易，就只要从他刚才所说上述的形容词的恶用之可怕的事，便懂得了。兑什思沛兰德先生说得不错（《基雅夫意向》，一九〇八年，一三二号）——

全世界是——据梭罗古勃，是“有产者”。

据陀勃罗文，则是“犹太人”。

那是如此的。然而为什么从陀勃罗文（Dubrovin）先生看来，全世界是“犹太人”呢？将这奇怪的心理学底光差的社会学底等价，加以决定，是做不到的么？对于这问题，恐怕大家都未必能说“做得到”，大家也未必毫无困难，决定这等价的罢。那么，梭罗古勃（Sologub）先生的心理学底光差，怎样呢？决定那社会学底等价，是可能的么？我还是以为可能的。

例如——看罢。近时陀勃罗文先生的机关杂志说过——“社会主义所约给我们的饱满的有产者底幸福，并不使我们满足”（据《基雅夫意向》一九〇八年，一三二号所引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