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晋国墓地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地区曲沃县东部和翼城县西部以天马—曲村一带为中心的地区。遗址位于曲沃盆地的北部边缘地带，北靠塔儿山（乔山），东邻绵山（覆釜山）和翱翔山，南对紫金山（绛山）。其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平缓倾斜。

天马—曲村遗址最早于1962年发现，1980～200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整个发掘过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80～1989年，主要对天马—曲村遗址的居址和中小型墓葬进行发掘，共发掘居址约3700平方米，清理西周春秋时期墓葬641座，车马坑6座等；1992～2001年，对遗址中的晋侯墓地进行发掘和清理，共发掘晋侯及夫人墓9组19座以及附属的陪葬墓、祭祀坑等。天马—曲村遗址工作之始，就有学者推测此处即为晋始封之地。随着晋侯墓地发现，最终确认此处为晋国国都之所在。

天马—曲村遗址中，西周早期至春秋时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分布于两个地点：一处在现曲村以北（包括曲村镇北部），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600米的范围内是中、小型墓葬的密集分布区；另一处即晋侯墓地。

晋侯墓地位于天马—曲村遗址的中心部位，与中、小型墓葬区相距约1200米。

1986年冬至1992年秋天马—曲村遗址发生大规模盗墓事件，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1992～2000年联合对晋侯墓地进行了六次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工作。

整个墓地共发现有9组晋侯及其夫人墓葬，以及祔葬的车马坑、祭祀坑以及附属的陪葬墓等。9组晋侯墓分为南北三排。北排自东向西分别为M9（M13）组、M6（M7）组、M33（M32）组、M93（M102）组；中间一排自东向西为M114（M113）组和M91（M92）组，两组间相隔较远；南排自东向西分别为M1（M2）组、M8（M31）组和M64（M62、M63）组。在各组墓葬的东侧均有一祔葬的车马坑（图3-7）。

墓地被大规模盗扰，M1、M2、M6、M7、M32几乎被盗空，破坏严重。M8、M33、M114虽经盗扰，但残留有若干遗物，为判断墓主的身份提供了线索。其余墓葬保存完整，为研究西周时期的诸侯墓葬制度等提供了详尽的资料。

晋侯墓均为夫妇异穴合葬墓，其中除M9（M13）组、M114（M113）组中晋侯墓位于西侧外，其余晋侯墓均位于东侧。M64晋侯邦父有2座夫人墓。

晋侯墓中除M93为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外，其余均为墓道在南的甲字形墓。晋侯夫人墓中M63为中字形墓，M102无墓道，其余也都是甲字形墓。墓道的形制除M93的北墓道为阶梯形墓道，其余均为斜坡状墓道。墓道均未延伸至墓底，墓道底部往往在二层台上方，有的距离二层台有相当的高度。

在墓道和墓室内往往放置着陪葬的车马及各种殉牲等。陪葬的车或整车埋入，或将车拆散放入墓中，如M93的墓道后部放置着两辆车，填土中有五辆车，均为拆散放置；M33内至少随葬有5辆车，10个车轮分置于墓室的东、北、西二层台上和墓道尾部的西壁。衡、舆、辕等部件集中放在墓道尾部和椁盖南端之上。

殉牲的种类有狗、牛、马等，殉狗多放在墓室填土内，如M9的椁顶南端有殉狗一只，M114的殉狗位于二层台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在墓葬周围也有祭祀坑分布，如M13的墓道口西侧有一殉牛的祭祀坑。M62墓道南部有两个与墓葬方向一致的长方形祭祀坑，内各有殉马一匹，这些祭祀坑应为墓祭遗迹。

个别晋侯墓中有殉人现象，在M114北二层台下有一个殉人，为22～24岁的青年女性，置于薄棺中，此为晋侯墓地中仅见的一例殉人。

晋侯及其夫人的葬具均有棺椁。椁由垫木、底板、边框和盖板构成，均为方木。垫木置于底板下南北两端，底板纵向放置在垫木上，边框由东西侧板和南北端板围成，盖板横铺在椁上。椁内为一棺或重棺，有的棺上髹漆，部分棺的内外涂有彩绘。部分墓葬的椁室周围有小铜鱼等，如M102，应是棺椁的饰物。

在棺椁周围有多种防潮的措施，主要有敷设青膏泥、积石、积炭等。在M114的棺侧和M113的棺底下都有一层厚约5厘米青膏泥。积石、积炭的使用在墓地中较为普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发展。M7仅在墓底椁下铺有一层较薄的木炭。M1椁室的上下均铺有木炭，较薄，仅厚3～6厘米。椁室周围用土和木炭分层填实，土多炭少。M8的椁室外填塞着厚厚的木炭，由墓底一直堆积到距墓口2.7米处。墓底相当于椁室垫木的位置用不甚规则的石块垒砌两道较椁室略宽的石梁，以承托椁室。到M93已发展到除在椁室四角外有6垛用石块垒成的、与椁室等高的石墩，在墓底还有3道承托椁室的石梁。椁室四周为木炭所包围（图3-8）。

棺内墓主的葬式较为统一，大多为头北脚南的仰身直肢葬，仅M91、M92一组墓主头向南。墓主身体上下普遍洒有一层朱砂。

墓内随葬品的摆放有一定的规律。椁盖板上放置青铜车马器，棺椁间放置铜礼乐器、兵器、陶器等，棺内主要为墓主身上佩戴的玉石饰品和各种葬玉等。

7、36、44、45、47.陶鬲（47在西侧南部） 9、10、33、37、53、56、94、118、120.陶罐 29.玉戚 30.玉琮 31、42、46.陶簋 32.陶盉 34、51.铜方鼎37.铜三足瓮 38.铜猪尊 41.陶豆 48、49.铜扣器 50.陶三足瓮 52、57、90、91、101、103、111.铜圆鼎 55.铜甗 58、59.铜簋 73、102.铜卣74.铜壶（在西侧南部下层） 89、143.铜琮形器（143在58内） 104、121.铜爵 105、106、126.铜觯 108.铜盉 124.铜觚 125.铜双耳罐 144.大玉琮

M113的随葬品大都堆放在西、南两边的棺椁间（图3-9）。西南角主要是青铜礼器，上层有鼎8件、簋6件、卣2件，甗、壶、猪尊（图版14-1）、三足瓮各1件等，下层主要是铜车马器。西北角上层放置原始瓷豆、漆器和陶器，下层有铜觯3件、爵2件，觚、盉各1件等。南侧集中出土鸟形蚌饰、蚌片和蛤蜊，总数在百枚以上。北侧发现有方匣的痕迹，内有珠石串饰1组，玉环1件。东北角棺椁间集中出土铜车马器。棺内主要是墓主人随身佩戴的玉石饰品。墓主头骨下有管状玉束发器；颈胸腹部有佩饰7组，其中包括四璜联珠组玉佩1组；墓主胸上压着玉柄形器1件，背下压着玉环1件、玉鱼2件；腰部东侧放置玉鱼2件；两脚踝各系有镂空玉牌1件。

M8的椁盖板上放置一些车马饰件，棺椁间主要放置铜礼器和乐器。铜礼器置于椁室南端及西南角，南端铜器多被盗走，仅存铜兔尊（图版14-2）3件；西南角尚存鼎、簋、方壶等铜器9件。椁室东南角的一套铜编钟，被盗后仅残存2件。椁室东侧有石编磬。棺内主要为玉器（图3-10），在墓主头顶放置玉筒，头下压五龙项饰，头上盖有缀玉覆面；颈部放有双环双块三璜佩饰，肩下压有双环三块，背下压有玉钺和玉环，胸腹部正中放有几组多璜组玉佩、大玉戈、玉环、柄形器、玉板等；腿根部有玉琮1件，大腿及小腿上各有柄形器，大腿内侧各放玉块1件，小腿两侧各有玉琮1件，双足下压有玉板各1件。在墓主腰间有黄金带饰。棺内还散布着玉鸟形珩、玉虎等玉器。

晋侯墓地随葬的青铜礼器一般有鼎、簋（或）、壶、盘、匜（或盉）等，晋侯墓大都用5件鼎、4件簋、2件方壶、甗、盘、匜（盉）各1件和一两套编钟以及工具、兵器、车马器、玉器等；晋侯夫人墓则多为3件鼎、2件簋、2件圆壶和盘、匜（盉）各1件，有的还有一套酒器类的明器（图3-11），以及大量的玉器。因此，有学者认为晋侯墓地的用鼎制度属于少牢五鼎，属卿大夫或下大夫的等级（孙华：《关于晋侯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5年第9期。）。

1.鼎（M64：130） 2.鼎（M62：79） 3.匜（M62：76） 4.壶（M63：81） 5.方壶（M64：103）

6.方座筒形器（M63：86） 7.方盒（M63：123） 8.方彝（M63：76） 9.簋（M62：83） 10.方座簋（M64：109）

晋侯及夫人棺内随葬有大量玉器，种类包括有礼玉、葬玉、佩玉等。

在墓主脸上覆盖有缀玉覆面，M8、M31、M64、M62、M91、M92、M93内均有发现。M31发现的一组覆面，由79件不同形状的玉石片构成，每件的边缘上均有钻孔，以缀于织物上（图3-12）。

各墓内出有相当多的佩饰、项饰等，特别是在墓主胸前佩戴有由特定玉件连缀而成的佩饰。M91晋侯墓内出有一套五璜联珠玉佩，由5件玉璜和75件玛瑙珠、管以及绿色料珠串联而成。5件玉璜自上而下弧度依次递增（图3-13-1）。M92晋侯夫人墓内出土的一组四璜四珩联珠玉佩，由玉珩、玉璜、玉圭、束腰形玉片各4件，以及玉贝，玉饰、玛瑙、料质珠、管等共计282件组成（图3-13-2）。在8件珩、璜中，有2件为素面，其余均饰有单面雕刻顾首龙纹。

M114组被认为是晋侯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组。M114被盗扰，残存有方鼎2件，簋、提梁卣、觯、瓶、盘、鸟形尊各1件，其中的叔矢方鼎（图3-14），据考订叔矢即为晋侯叔虞，而此墓为第二代晋侯燮父之墓。其夫人墓M113内共出土114件组各种器物，其中铜礼器有鼎8件、簋6件、觯3件，爵、卣各2件，三足瓮、觚、瓿、盉、壶、猪尊（图版14-1）、双耳罐等各1件。根据出土器物推断，墓葬的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要早于M9和M13组（李学勤：《谈叔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年第10期。）。

M9组保存完整。墓内铜器锈蚀严重，器形有鼎、簋、斝、编钟等礼乐器。夫人墓M13的铜礼器组合为鼎5件、簋4件，还有甗、、盘等，出土铜器上有晋侯作器的铭文。根据M13内出土的陶鬲推断，墓葬的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穆王前后。

1.五璜联珠玉佩（M91：30、37～41） 2.四珩四璜联珠玉佩（M92：83）

1.叔方鼎（M114：217） 2.叔方鼎（M114：217）铭文拓本

M6组被洗劫一空。

M33组被严重盗扰。M33残存有鼎2件，簋、方壶各1件，以及石磬10余件。其中的“晋侯僰马”方壶，可据此推断墓主为名僰马的一代晋侯。根据M33内出土器物判断，该组墓葬的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即孝夷时期。

M91组保存完整。M91（图版13-1）内共出土了35件铜礼乐器，有鼎7件、簋5件，爵、鬲各2件，方壶、圆壶、盘、匜、盂、尊、卣、甗、豆各1件，还出有编钟7枚和石磬近20件。墓中出土的“晋侯僰马”方壶与M33中的方壶成对。在另一件残器底上有“晋侯喜父”的名号，结合夫人墓M92中也出有“晋侯喜父”器1件，判断墓主为晋侯喜父。M92内出土了8件铜器，鼎、、壶各2件，盘、盉各1件，包括“晋侯对”鼎1件、“晋侯僰马”圆壶2件、“晋侯喜父”盘1件等。该组墓葬的年代在西周晚期，时代在厉王前后。

M1组被盗扰一空。由上海博物馆购回的晋侯对原出自这组墓葬中，墓主可能为晋侯对及夫人。由墓葬残出的陶器判断墓葬年代在西周晚期。

M8组晋侯墓被盗扰，夫人墓保存完好。M8内共出土残存的随葬品239件套。根据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内容可分为四组：晋侯组，计有簋、方壶各2件；晋侯苏组，计有鼎1件（图3-15）和晋侯苏钟1套；兔尊（图版14-2）1套自成一组；一组制作粗糙，为专用于殉葬用的明器，包括甗、盉、盘各1件。墓主为晋侯苏，为他的字。其夫人墓M31铜礼器组合为鼎3件、簋2件及盘、盉、壶等。根据墓内出土器物及晋侯苏钟的纪年等推断，墓葬年代在宣王时期。

1.晋侯苏鼎（M8：28） 2.晋侯苏鼎（M8：28）铭文拓本

M64组保存完好。M64内出土铜礼器有鼎5件，簋、尊各4件以及壶、盘、匜、簠、爵、甗等。乐器有楚公逆编钟1套8件，钲1件、石磬16枚。其中的鼎上有“晋侯邦父”的名号，据此推断墓主为晋侯邦父。夫人墓M62铜礼器包括鼎3件、簋4件，壶、盘、匜、爵、尊、方彝、鼎形方盒各1件，其中有些属于明器。另一座夫人墓M63的铜礼器计有鼎3件，簋、壶各2件，爵、觯、方彝、盘、盉、鼎形方盒、筒形器各1件。根据墓内出土的“杨姑”壶，可判断墓主为晋侯夫人杨姑。这三座墓的年代在西周末年。

M93组保存完整。M93（图版13-2）内出有24件铜礼器，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明器，共8件，包括鼎、簋、尊、卣、爵、觯、盘、方彝各1件；另一组实用器，有16件，包括鼎5件、簋6件、壶2件，甗、盘、匜各1件，其中包括“晋叔家父”方壶。编钟分为大小两套，每套8枚。编磬共有10件。墓内虽出有“晋叔家父”方壶，但究此墓规格为一代晋侯之墓，可见墓主非晋叔家父。其夫人墓M102内出有2组17件铜礼器，其中实用器组有鼎3件、簋4件，盘、匜、壶各1件；明器组有鼎、簋、盉、爵、觯、方彝各1件。两墓的年代在春秋初年。

《史记·晋世家》所载西周时期晋侯世系为：

唐叔虞——晋侯燮——武侯宁族——成侯服人——厉侯福——靖侯宜臼——釐侯司徒——献侯籍（苏）——穆侯费王——殇叔（穆侯弟）——文侯仇。

通过对墓地中诸墓的整体分析，各墓与《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世系的对应关系是：

M114 唐叔虞或晋侯燮

M9 武侯宁族

M7 成侯服人

M33（僰马） 厉侯福

M91（喜父） 靖侯宜臼

M1（对） 釐侯司徒

M8（苏） 献侯籍（苏）

M64（邦父） 穆侯费王

M93 文侯仇

对于这个排列顺序，卢连成、李学勤、孙华（孙华：《关于晋侯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5年第9期；《晋侯/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7年第8期。）、张长寿、黄锡全、朱凤瀚等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进行晋侯墓地的测年研究时，也基本采用了这一排序，但认为M93的墓主亦有可能是晋殇叔。

在晋侯墓地的南北均有一条壕沟，似与其他墓地相隔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墓区。表明这“是晋侯及夫人专用的墓葬区”，是一处公墓区。

墓地中墓葬排列有序，似乎事先经过一定的规划。墓葬的分布大致可分为紧密并列的东西两大群。东群先由中间一排东侧的M114组开始，向北至北排东侧的M9组，然后由东向西依次排列，至M33组后，又折向中间一排西侧的M91组，然后又在南面另起一排，仍然按东西横向依次排列。在排至M64组后，东群已经排满。又重新在西侧另起一群埋葬了M93组。墓地的墓位是依父子先后顺序安排，而不见“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的格局，未见实行昭穆制度。

曲村村北墓地的中小型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墓口平面呈长方形，平均面积在4平方米左右，其中面积最大的达13平方米。

墓圹形制有直壁形、袋形和斗形三种类型。其中随葬两种以上陶器的墓葬以袋形墓圹的居多；少于两种陶器乃至无随葬品的墓葬则以直壁形为主。墓葬中少见腰坑和壁龛。

这些墓葬有南北和东西两大朝向。它们在墓地中往往各自成片分布，形成明显的墓群。

墓葬大多有木质葬具。椁底板多纵向放置，盖板则多为横向放置。棺的盖板以纵向为主。棺、椁的平面形状以“Ⅱ”形和长方形为主。其中有的墓棺底板嵌于四侧挡板中，为悬棺。部分规模较大的铜器墓的棺、椁髹漆。

墓主的葬式以下肢伸直，上肢弯曲的葬式为主。

墓地中仅有2座墓葬发现殉人。M6080中殉人是一名14～17岁的女性，仰卧于东侧二层台上。M6123的殉人仰卧于东侧壁龛中，为一名6岁左右儿童。

只有23座墓葬中发现有殉狗。东西向的墓，殉狗或放在腰坑内，或放在填土中。南北向的墓殉狗位于二层台上，均是铜器墓，并且都没有腰坑。

墓葬中青铜容器常陈放在棺、椁之间的椁底上，或置于椁、棺盖板上，其中以放在墓主头侧为多，或放在墓主头侧二层台上。兵器多置于棺内或棺、椁之间。铜戈多有意砸弯甚至折断后埋入。车马器或在棺、椁间，或在椁盖板上。玉、石、蚌器等装饰品多出自棺内墓主身上或附近。陶器和漆器常置于二层台和棺、椁盖板上，且多放在靠近墓主头端一侧。贝多出于墓主口中，数量多少不一，从一二枚到数十枚。手中握贝和足部置贝的现象常见。

墓地中出土的青铜礼器的器类包括：鼎、鬲、甗、簋、簠、盆、盉、爵、觚、觯、尊、卣、勺、盘、匜、壶、钟等。青铜兵器主要有戈、矛、剑、斧、殳、弓形器、镞。此外还有青铜工具，如斤、凿、刀等。

随葬陶器的组合以鬲、罐为主，但随着器物的多少，而有所不同：随葬五种以上陶器的其中心组合为鬲、罐、豆、盆、大口尊；随葬四种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鬲、罐（瓿）、豆、盆（簋、大口尊）；随葬三种陶器的陶器组合，多为鬲罐、鬲簋、鬲豆再加上一件其他器形；仅有一种陶器的墓葬以鬲或罐为多。

天马—曲村墓地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可分为5期9段，即西周早、中、晚期和春秋早、中期。从数量看，西周早期墓最多，西周中期墓次之，西周晚期墓又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