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乡戎王殒命义渠地秦筑长城

周族南迁后，西北居住有鬼方、羌人、戎人等部落，其中戎人部落繁多，部族庞大，大致有义渠戎、大原戎、昆戎、彭戎、犬戎、郁郅戎等。秦穆公攻灭西戎12国，称霸西戎之后的200多年里，秦国注重增强自身实力，对西戎的遏制有所放松。此时居住在陇东高原的戎族各部落，逐水草而居，过着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在诸多戎族部落中，义渠戎最为强大，它不断向周围戎族部落和其他部族发动战争，先后灭掉彭卢、大原、郁郅等戎国，势力大振。到春秋末期，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义渠戎称王，建立了雄踞六盘山以东最有实力的义渠方国，国都即设在义渠（今甘肃宁县境）。其国力不断充实，疆域不断扩大，在南至泾水，北到河套，西接崆峒，东至子午岭的广大区域内，筑城数百，割据自守，与强盛的秦国相抗衡。

进入战国时期，诸侯间的战争目的已不是称霸，而是要求统一。秦国地处偏僻的西方，文化落在东方诸国的后面，但也在逐步前进。秦厉公十六年（前461），秦以两万兵伐大荔戎（今陕西大荔县东）取其王城，从此六盘山以东只剩下了义渠戎国。秦厉公三十三年（前444），出兵攻伐义渠戎，俘获了义渠戎王。秦躁公十三年（前430），义渠戎发兵突然袭击，曾攻入秦国腹地渭水北岸。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制定秦律，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一变而成强盛之国。

秦灵公时期，曾在秦国的边境设有两处著名关隘，东有郑所塞，北有焉氏塞（今彭阳县新集乡剡堡村）。据《吕氏春秋》等典籍记载，公元前384年，公子连逃亡在魏国，他听说秦国发生了内乱，就率领随从由东边的郑所塞入秦，被秦国守关的将领拒绝，只好绕道从北界的焉氏塞回到秦国，在其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县）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献公。秦献公穿越焉氏塞的史实，证明彭阳境内的焉氏塞在东周时期就已存在，比战国秦昭王据有陇西、北地、上郡后所置的朝那塞还要早。《诗经·小雅·出车》中“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就是说周宣王命令南仲在周都镐京北面的大原地区筑城塞。

魏国当时是中原各国中的超级强国。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推行中央集权，以法治国，国力强盛，奠定了此后魏国长达百年的霸业。而此时的秦国国力疲弱，政权不稳，国君的废立经常是由几个庶长说了算。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吴起连连击败秦军，完全夺取了秦国早在秦穆公时期就占有的河西地（今陕西境内，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大片土地）。此时的秦国只占有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狭小。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几有灭亡的危险。

秦国的困顿低落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刺激了在魏国流亡的公子连。想到秦国的衰败和自己的遭遇，公子连产生了夺回君位、实行新政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由于公子连曾经是被立为太子的秦国废君，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因而魏国给公子连的待遇很优厚。公子连一方面研究学习魏国的强国经验，一方面密切注视秦国国内的局势。

魏武侯决定利用秦国的内政不稳，把颠覆秦政权作为魏国冲出三国包围的突破口。尽管秦是三国中最弱的，但解决秦国不能靠战争。如果魏国攻秦，赵国和楚国必定会趁势南北夹攻，这正中了赵、楚的下怀。魏武侯决定采用一个既省力又省事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把公子连送回秦国，帮助公子连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亲魏政府。而且，即使公子连夺权失败，秦国也必将陷入混乱，无暇东顾。

魏武侯派人告诉公子连，魏国要支持他归国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秦国君位，公子连听后没有立即表态。公子连让身边机智善辩之人进入秦国，在民间散布公子连要回国实行新政的消息，用金银珠宝交接豪杰义士，暗中争取秦军的将领。秦国人对当年公子连君位被叔叔秦简公夺走的遭遇都很同情。公子连在筹划了一年后，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准备动身。秦出公二年（前385），秦庶长嬴改迎立公子连于河西，秦出公知道后，命令军队去消灭公子连一伙。这支军队的将领早已被公子连收买，在路上说服了手下人，去迎接公子连。沿途闻讯而来迎接公子连的秦国百姓很多，公子连在这些人的簇拥下进入了秦国的都城雍，杀死了秦出公，夺回了君位。

秦献公取得政权后，就埋头改革、励精图治，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争斗，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也增加了不少，军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秦人对恢复秦穆公时的荣耀也越来越强烈。

秦献公还从地主中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大臣，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使他们靠立功获得爵位。这就给了地主和自耕农从政的出路，使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地主和自耕农此时已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是献公夺取政权后富国强兵的重要支持者，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

秦惠文王三年（前335），义渠曾在洛水将秦军打得大败。惠文王七年（前331）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带兵前往平定，并乘机灭掉了六盘山近地的乌氏戎。惠文王十一年（前327），义渠王向秦屈服称臣，秦便在义渠地区设置义渠县和乌氏县，纳入秦国行政管理范围。但仍以义渠戎王为行政首领，只是名义上成为秦的臣属。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秦伐义渠，攻取郁郅（今甘肃庆阳），当时义渠虽然已筑有城邑，但仍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义渠王朝魏，公孙衍对义渠王说：“中国无事（即关东六国不攻秦），秦得烧掇焚杆（焚烧侵略）君之国；有事（即关东六国共伐秦），秦将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就是说，秦没有外来威胁时，就对义渠采取焚烧和掠夺财物的办法；秦有外来威胁时，就送重礼给义渠王加以拉拢。就在这一年，东方五国合纵攻秦，秦为了拉拢义渠国，送给义渠王“文绣千匹，好女百人”。义渠王想到公孙衍对他讲的话，就乘机袭秦，大败秦军于李帛之下。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秦大举向义渠国进攻，取得了徒泾等25座城池，从此秦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有了很大扩展。

绵延不断的战事，并没有剪除秦国的心腹大患，这不能不说明义渠国的强悍。后来，秦国密杀义渠王，乘义渠国中无备，立即派兵攻伐义渠国。义渠国中既无人主事又无必要的准备，很快被秦国灭掉了，义渠戎国疆域归入秦国的版图之中。秦在义渠故地设立了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之地，并沿北部边缘筑长城以防御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侵扰，今彭阳境内处于长城内外，其内属于北地郡的朝那县（今彭阳县古城镇），也是今彭阳境内有中原王朝的行政建置之始。

义渠之名始见于《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及获其君以归。”这时的义渠只是游牧部落，还没有建国，虽酋长被俘，部落仍在。可以后长时间不见记载，直到春秋末期又成为西戎中最强大的一支，其国都建在今甘肃宁县附近，建有巩固的城郭，开始由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义渠由一个戎人部落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方国，最后被强秦吞并，前后绵延五百多年的时间，尤其在与中原王朝的长期并存中，既有政治文化的交流，又有民族精神的碰撞，对彭阳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治国理政的情况，我们可从史书上记载的义渠国使臣由余和秦穆公的一段对话见其端倪。义渠王派由余出使秦，秦穆公向由余问及戎族治国之道。由余说：“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政。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这些虽属外交辞令，其中不乏诡辩之道和褒誉之词，但至少可以说明义渠虽属戎国，仍是讲求以德取信于民的。由此可见周人遗风对其治国理政的重要影响，这或许就是它能绵延五百多年的原因所在。从社会性质看，义渠戎国属军事民主制向国家形态过渡阶段，其内部保留着浓厚的宗法氏族制度和部落组织制度。所以，由余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国王的主要职责只是主持祭祀和军事。

义渠民族在商代前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今宁夏南部六盘山一带。商朝初期，他们同居住在陇东的狄族后裔鬼方相互为邻又相互攻击。后来又同住豳地由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经常发生冲突，不断蚕食其领土。到了商末，由于北方狄人南侵，周祖古公亶父率众离开豳地南迁岐山。戎狄两族乘机占领陇东大部分地区。周文王时，姜子牙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国王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文王又将这些东西献给纣王。由于义渠同周人相处得比较和谐亲密，而鬼方（猃狁）同商周对立，所以每次战争后，鬼方失败逃走，远奔河套，而义渠趁机内迁。这样，义渠就逐渐占据了六盘山以东的泾河流域。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义渠人口也大量增加。他们在同当地周族后裔的杂居中，学会了农耕技术，学习了周族文化，并效仿周人建立城堡和村落，从而发展成为有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戎。

西周王朝建立后，义渠臣服于周。周穆王曾讨伐戎狄于大原，周宣王曾料民于大原。周王朝在多次镇压少数民族遭到激烈反抗后，遂改变策略，采取安抚政策，将五戎即义渠、郁郅、乌氏、朐衍、彭卢等安置于大原地。五戎中，唯义渠居大原中心地带，南临泾水。这里自然条件好，宜耕宜牧，义渠很快强大起来。

西周末年，犬戎叛周，兵临咸阳城下，并杀幽王于骊山，周平王惧戎狄，慌忙迁都洛邑。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都立国，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义渠国建立不久，随即出兵吞并了彭卢、郁郅等其他西戎部落，扩大了疆域，并先后筑城郭数十座，派兵驻守。它的国界西至西海固草原，东达桥山，北控河套，南到泾水，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在政局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它直接参与了中原合纵与连横的政治、军事角逐，特别是先后同强秦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反复军事较量，成为当时秦国称霸西戎的主要对手。

《墨子·节葬》中说：“秦之西有义渠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而焚之，熏上谓登遐”。“登遐”意思是登上遥远的天边，即灵魂升天的意思。这是我国最早关于火葬的记载，也是义渠戎的习俗之一。义渠民族刚强勇猛，他们“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所以作战十分英勇，宁死不屈，这也是义渠国能延续数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义渠国实行全民皆兵，遇到战争，青壮男子都要上战场，造成女多男少。义渠规定，同族十二世之后可以互相通婚，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为妻。义渠定居陇东高原后，开始从事农耕，逐渐发展成半农半牧民族。

公元前650年，义渠在吞并了北地诸戎后，进一步向东向南发展，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秦国。第二年，义渠收留晋国人由余为使臣，派他出使秦国，以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由余到秦国后，秦穆公很赏识这位戎族使臣，便用离间计招降了由余。此后，秦用由余计攻北地义渠，“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义渠在战争失败后，吸取教训，养精蓄锐，筑城郭以自守。公元前430年，义渠发大兵攻秦，从泾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此后30年，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地域东达陕北，北到河套，西到陇西，南达渭水，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

公元前352年，秦出兵伐魏，一举攻占了魏西河郡和上郡，接着秦和义渠摩擦又起。秦国乘义渠国内乱，派兵攻打义渠，并平定义渠内乱，义渠便臣服于秦。此后双方时战时和。公元前327年，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

公元前318年，义渠乘中原诸国混战，脱离秦国控制，联合东方五国伐秦。秦国为了消除后顾之忧，用计谋拉拢义渠，以锦绣千匹，美女百名，送义渠王。但义渠王不为所动，仍起兵伐秦，大败秦军，收复了部分失地。

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征讨义渠，先后夺得义渠国25座城池，使义渠国土面积大大缩小。

公元前306年，秦昭王立为国君，因年纪尚小，由母亲宣太后摄政。她改变正面征讨义渠戎国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戎王之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后义渠王同宣太后淫乱，生有二子，使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34年后（前272），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打义渠，义渠国亡，领土并入秦国。义渠国灭亡后，义渠族也融入汉民族，逐渐汉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义渠民族从商代武乙年间建部落方国算起，至秦昭王时存在了八百余年，其中正式建都立国长达500年（前772～前272年）之久。

宣太后，其先为楚人，姓芈氏，号芈八子，侍秦惠文王，是秦昭王的母亲。芈八子见识出众，容貌秀丽，为秦惠文王所爱，她与惠文后不和。

公元前306年，芈八子借助弟弟魏冉的势力替儿子嬴稷夺取了君位。夺位不久，政局动荡，再加上昭王年纪轻轻，难于服众。而秦国的大后方义渠戎也虎视眈眈，窥探着他们的动向。当时的情况只有稳固政权，安抚义渠才是良策。这时的芈八子新寡，有少女的娇羞又兼妇人的成熟风韵，总而言之狐媚而多情，这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否则以芈八子的身份和地位又怎么会得到秦惠王的宠幸而生子呢？年轻力壮的义渠王很快迷上了大秦国的太后。二人遂暗通款曲，秘密交往起来。后传还为义渠王生了两个儿子。事实证明，宣太后以身体笼络义渠王的创意很成功，在她接下来长达三十多年的实际掌权时间里，义渠部落果然没有找秦国的麻烦。这样，秦国得以无后顾之忧，东征西讨，壮大国力，成为诸侯中的一霸。但宣太后牺牲色相讨好义渠王，基本是为政治和权力服务的。公元前272年，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婆开始对自己的老情人下手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可以看出义渠王是被骗来的。曾经的柔情蜜意顿时化作刀光剑影，位于宁南、陇东一带的义渠领地很快全部归入了秦国版图，秦国再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

这时人老色衰的宣太后，又爱上一个叫魏丑夫的人，总是让他陪伴左右。公元前265年，她病笃将亡时，还曾发出狠话：“我死了以后，为我殉葬的必须是魏丑夫。”魏丑夫听说老太太要让他陪葬，吓坏了，赶紧找大臣庸芮为他说情。庸芮见宣太后问：“死者有知觉吗？”宣太后说：“当然没有。”庸芮接着说：“你还算明白。可既然死后无知觉，您为什么要把平生所爱的人，陪葬给没有知觉的死人呢？如果人死后有知，那么您的老公秦惠文王这几十年来，得积攒多少对您的愤怒呀。您到了阴间，补过还来不及，哪还有时间跟魏丑夫寻欢作乐。”这番话还真把宣太后吓住了，魏丑夫逃过了一劫。宣太后虽然在生活上不甚检点，可对秦国的强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新的研究发现，享誉中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或许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宣太后的陵墓。

彭阳境内的先秦长城筑建于秦昭王时，因此又称“秦昭王长城”或战国秦长城，是我国西部最早修筑的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水经注》卷二记载：“陇西郡，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置。”根据以上记载，彭阳境内的战国秦长城当筑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后。那时，秦国同西北的匈奴（又称“胡”）、西戎经常发生战争。秦国为了保卫陇西、北地、上郡的安全，遂在西北地区修筑了这条长城。

战国秦长城宛如一条巨龙，起自甘肃省临洮县的洮河谷地，东北至内蒙古包头市西，途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县，顺葫芦河东岸经北峡口从闫庙进入宁夏西吉县，经黄家岔、玉桥、张结子、好水川口、单民、兴隆镇、谢家东坡、王家湾、韩家堡至将台，在将台以90度的角度转折向东，顺马莲河河谷至马莲水庙出西吉而进入原州区的张易镇，长城过张易后进入叠叠沟，出叠叠沟山口后至孙家庄、白家湾，在这里又转折向东，经过吴庄、闫家庄，至明庄西北，便分为两道，形成“内城”和“外城”之分。

内城从明庄过公路，便爬上固原城西北5公里的一道顺向小丘陵上，经郭庄、十里铺过清水河后至沙窝。外城更向西北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弓背状，经乔洼过清水河，过河后再折向东南至沙窝与内城合二为一。内城与外城遗迹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内城的墩和墙高大、宽厚、完整，城线笔直如划，气势雄伟巍峨。全线约8公里长的内城遗迹保存较完好，除现代公路及少数后期冲沟穿破外，全线基本上不曾中断，每200～230米便有一个城墩。外城已残毁不堪，大部分夷为平地，残留的城墩多为2～3米高，大部分看不到城墙。

战国秦长城过沙窝后爬上程儿山，经阳洼以南、中庄乔家沟，上黄水庙、王家崾岘、黄家庄而出原州区进入彭阳县古城镇的黄湾以北，经白阳镇的姜洼、丰台、阳洼、前洼、陡坡子、李岔、城阳乡的窑湾、白岔、乔渠、长城白马庙、祁家庄、张沟圈、小庄、施坪，从刘家堡子出彭阳县，又进入甘肃省镇原县的孟家塬。长城在彭阳县境内长约60公里。

彭阳境内的战国秦长城，大多因地势之便，顺着山梁或沟坡，用黄土夯筑而成。在地形平坦的地段，平地起垒，墙基较宽，约6米，一般在墙外取土夯筑，在外侧形成壕沟或陡坡。山梁和山坡地段，墙基较窄，只有4米左右，一般也在外侧取土夯筑，形成外侧陡立，内侧平缓的形制。有些山间、沟壑地段，充分利用地形，大多以断壁作墙身；崖壁低矮、平缓的地段，则采取铲削或筑削结合的办法，使之形成陡壁。在长城内侧，沿途修筑有大量障城和烽墩。战国时期，在长城沿线大约25公里即筑障城一座，为障塞尉驻所，指挥戍卒守御长城，防敌入犯。烽燧是长城沿线的重要设施，一般修筑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大约5公里即筑一座，地形复杂的地段，障城的间距还会小。每座烽燧置燧长1人，戍卒若干人，专事候望、巡逻和施放烟火报警。烽墩之下筑有营坞，为戍卒住所。

在先秦长城沿途，散落有大小筒瓦和大小板瓦残片，瓦背多绳纹，内侧有瓦棱纹、方格纹、圆点纹，具有明显的秦瓦特征。有些筒瓦四角有小孔，考证为修造长城落水装置所用，即在长城筑成后，在城墙顶端平置板瓦，以承受雨水；在城墙顶部两侧，则以绳索系吊筒瓦，形成流槽，排除雨水，以减少雨水对长城墙体的冲刷，四角的小孔，即为连接筒瓦所用。

长城，是中华儿女心中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为保护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1984年7月，部分在京新闻媒体与专家学者联合发起了以社会赞助的方式维修长城的活动。9月，邓小平同志在这项名垂青史的活动中挥笔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把保护长城提到了爱国的高度，给长城保护乃至文物保护事业赋予了神圣的使命。为此，彭阳境内的这段战国秦长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7月15日，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一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一座我国先秦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墓葬群。后经文物考古部门考察挖掘，初步探测在方圆2万平方米的地下竟埋藏着16座古墓。这将为研究宁夏南部山区乃至我国西部地区古代的自然、社会、经济及文化提供了佐证，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

古墓背后的历史 我们可从《史记·周本纪》和《史记·秦本纪》中看出，至西周末年，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猃狁之名消失，戎族却日益强大，逐渐向周王朝进逼。周宣王时命非子和西戎，又命秦仲伐西戎被杀；周幽王时西戎犬戎与申侯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后，将岐山以西之地赐予秦，使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此时活动于当地的戎族部落主要是义渠戎。《后汉书·西羌传》载：“平王之末，泾之北有义渠之戎。”《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也。”又据《史记·匈奴传》记载：“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今陕西乾县北）、泾、漆（今陕西彬县）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史称“西戎八国”。具体地域范围即今六盘山以西和陕西岐山、彬县以北的广大地区。

上述诸戎中，势力最强的当数义渠戎。当时六盘山以东是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义渠戎在当地立国、联合、兼并，经过休养生息，逐步消化农耕青铜文明，创造独特的游牧青铜文化。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用谋臣由余计策，灭十二个戎国（实为部落），开地千里，成西戎霸主，六盘山以东仅剩元气大伤的义渠、乌氏、大荔等少数戎族部落，且都臣属于秦国。到春秋末年义渠戎已建有巩固的城郭，并逐步转化成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强秦的蚕食进逼下，经过170多年的反复较量，最终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被秦所灭，秦就其地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之地包括了今陕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从此，先秦时期活动在我国西北的各种“戎”都从历史上消失了，一部分融合成华夏族，一部分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

义渠戎是西戎诸国中的佼佼者，他们作为彭阳境内最早的先民，开发彭阳，并是北方游牧青铜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中原农耕文化进行了经济互补、文化交融，同时为秦国统一全国作出了贡献。义渠戎在六盘山以东泾河流域惨淡经营近五百年时间，囊括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墓葬形制隐含古风水学 王大户墓葬群的地理位置是在河之南的半山坡上，墓葬的形制为“竖穴土洞”式。墓穴较小，一墓仅容一人，没有棺椁，墓主人仰身直肢，首东足西，且头低脚高，面向西方，显然有它的特殊含义。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戎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寒。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也。”同书李贤注引《黄帝素问》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其人山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在我国西周末年“周易八卦”和“五行造物”学说流行于世，古人将它与宗教、迷信联系在一起，王大户古墓葬的方位、形制也以此确定。西方为金，东方为木，墓主人足西首东、脚高头低，就是取“相克”之意。到了西汉景帝时，义渠戎人公孙昆邪就精于阴阳五行之术，曾著述十五篇。

神秘的陪葬古剑 王大户古墓属典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无论其形制的特殊，或是随葬品的丰富，在我国已发现的北方草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都为数不多，这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西戎民族文化及畜牧业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王大户已挖掘的墓葬中都有一把青铜兵器搁置在死者的腰部，成人长剑，幼童短剑。且墓穴中多有玛瑙、绿松石、青铜器、铜剑、车马饰、牌饰等珍贵文物。还埋藏有大量的马牛羊头骨，但没有发现任何农耕器具及生活用品。

王大户墓葬中出土的众多文物，为我们提供了扑朔迷离的信息，由此可追溯一些西戎民族活动的蛛丝马迹。为何每个墓穴中都有一把剑搁置在墓主人的尸骨旁？《史记·匈奴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西戎）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者马牛羊……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 ……”

戎族作为西北部最强大的游牧民族，自商周以来形成军事部落联盟，频频向农耕经济政权挑战，马上战术优于中原民族并得到充分的发挥。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大户墓葬出土的兵器中有一把铜柄铁剑，这或许是迄今全国发现最早的铁制武器，还可证实当时已有了金属焊接技术。尤其是出土的绿松石较多，绿松石是我国古老的传统玉石，也是世界上稀有的贵宝石品种之一，出产于我国新疆、陕西、河南、湖北等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与青玉、玛瑙等玉石一起用作装饰品。古代西北民族对绿松石格外崇敬，至今仍是神圣的装饰用品，用于宗教仪式，认为绿松石是神的化身，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代表胜利和成功，有“成功之石”的美誉。

以畜牧为生的戎族 墓葬中只有大量马牛羊头骨，而无任何农耕器具。这给我们考证古墓的具体时间提供了信息，《汉书·匈奴传注》记载：“无米粟，唯食肉。”这是对战国之前戎族生活的写照。在我国商朝以后的畜牧业发展时期，“祭祀或殉葬所用牲畜，有时多至数百头，数量可惊。”（见《中国通史》第一册）。王大户墓穴中无农耕器具，显然是以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的。证明墓葬是整个戎族部落未建城郭、无固定居所、不从事农耕之前的。乌氏戎的领地在六盘山腹地，而义渠戎的西境没有到达六盘山，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秦国占领乌氏戎地，设立乌氏县，乌氏戎迫于秦势向西迁徙到河西走廊。以此推测，古墓的埋葬时间应该在秦设乌氏县之前，属于乌氏戎墓葬群。因为后来活动在这一带的义渠戎实行火葬，据《墨子·节葬》记载：“（义渠戎）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王大户墓葬群未发现有关火葬的遗存，说明不是义渠戎的墓葬。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西戎诸部落）各自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居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作为没有文字的民族，这些散居部落之间的关系、融合、迁徙已无法搞清。但是，他们出于对农耕经济的掠夺，各个部落在军事上的联系无疑是紧密的、频繁的。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对自然地理的利用，交通、信息的交流，加之游牧民族流动性大的特点，似乎单独一个部落的地域、人数是有限的，对辽阔的疆域和属民的统辖是有困难的。这样，一个部落若有数千人（尚包括老人、妇女、儿童），要独自构成对周秦的挑战、对阵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部落必须在军事上构成一种松散的联合体。然而义渠戎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活动于六盘山地区的大国，可是农牧兼营，必定有农业的痕迹。乌氏戎纯经营畜牧，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遗留在当地的乌氏倮还在经营畜牧，并大受秦始皇的恩宠，“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为何墓穴的主人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为四五十岁，最小的仅一岁半左右？鉴于各个问题，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较为清晰的。正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如此恶劣环境和部族伦理之下，年纪稍长的老人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后汉书·西羌传》还记载：“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说明是以有悖人伦的婚姻关系加快人口的发展，以剽悍好杀的天性保持部族的强壮。由此想象墓主人年轻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夭折的幼童也可视为正常。可以推测王大户墓葬群是某个家族或小部落的墓地。原因是这些古墓的选山定水、墓葬制式、随葬物品都很精细，不像是兵燹屠杀，或突发性事故所为。

西戎诸国近千年的历史，对彭阳境内有深远的影响。史学界认为当时的蛮、夷、戎、狄族和华夏族的区别，主要是文化、风俗差别，而不是血统差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只不过是一部分文化落后的居民而已。其中戎族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常以游牧为生，劫掠财富和人口。

总之，王大户墓葬群的挖掘，为了解古代朝那地区戎族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彭阳是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处，生活着史书上记载的“西戎八国”的义渠、乌氏、朐衍等戎人部落，他们创造了发达的青铜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广泛分布于以陇山为中心的甘宁青地区，文化内涵的区域特征十分浓郁，从文化分布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看，与史籍所载的西戎民族的几个生存的地理范围吻合，应属于西戎民族。因此，学术界和考古界一般称之为“西戎文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在彭阳县境内的孟塬、红河、草庙、新集、交岔、城阳、古城、白阳镇等地均发现了古戎族墓葬，出土了许多陶、铜、铁、金、银、骨、石等各质地的器物，不仅资料丰富、发展序列完整，而且青铜器的发展比较清楚，极具典型代表性。特别是王大户古戎族墓葬的挖掘，为研究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据。

从彭阳境内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分析可知，这里的青铜文化在发展和孕育过程中，既受到了北方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又有关中地区秦人及中原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青铜文化类型。彭阳的青铜文化墓葬，在制式上无论是经过科学系统发掘的大型墓地，还是临时清理的小型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类。土坑墓墓底一头高，另一头低，呈斜坡状。洞室墓把墓坑作为墓道，有单洞室墓、双洞室墓、偏洞室墓。几种洞室墓的共同特点是洞室底都低于墓坑底，外高里低。这种与其他地区土坑墓风格迥然不同的竖穴洞室墓葬形制，是春秋战国时彭阳境内较为独特的制式，是模仿墓主人生前所居住的窑洞形式营造的，这也为黄土高原上先民们居住窑洞的古老历史提供了佐证。在葬俗上头低脚高，头里脚外，头东脚西，表现出了西戎民族的原始信仰。且墓葬无论大小，都陪葬有数量不等的马、牛、羊头骨和蹄骨。从而表现了畜牧业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牲畜显然有财富象征和祭祀的意义。大面积的墓地出现，也说明当时先民已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有别于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

彭阳境内的青铜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征，主要有青铜器、玉器、石器等，尤其是铜柄铁剑的出土，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金属焊接技术。还有大量兵器、车马器、饰物等的形状特征，都说明了彭阳境内的青铜文化具有北方和中原青铜文化的聚合交融现象。这些器物的大量出土，很显然地证实彭阳境内的青铜文化在孕育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关中地区秦人及中原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使这里成为以土著文化为主体，融合有北方鄂尔多斯地区和中原文化因素的混合型文化区域。由此说明，彭阳境内的西戎文化是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不可或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