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3)

尽管软实力有时会对具体目标产生作用（美国声望因其政策受损后，2003年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拉克决议时，美国未能获得智利和墨西哥的投票支持），但它更易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产生影响。24半个世纪前，阿诺德·沃尔弗斯专门区分了两类目标：特定且有形的“占有目标”和更为宽泛的“周边环境目标”（如塑造一个有利于民主的环境）。25成功地实践以上两个目标，对国家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在考虑美国的各种国家利益时，相比硬实力，软实力或许在防止袭击、保卫边境、保护盟国等方面略逊一筹，但软实力对实现“周边环境目标”却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在促进民主、人权和市场开放等方面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吸引他人接受民主比强迫他人搞民主更容易。虽然吸引力的作用会随着环境和目标的不同而变化，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作用有限。实际上，在遇到防止疾病传播、应对全球变暖、建设民主社会等问题时，炸弹和刺刀未必能如软实力一般发挥作用。

有些人反对在国际政治中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理由是政府无法完全掌控吸引力。美国的大部分软实力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学、微软公司和迈克尔·乔丹等制造的。软实力来自于公民社会，但不能凭此否认软实力的存在。在自由社会里，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文化。实际上，这种文化管制的缺失本身就能产生吸引力。捷克著名电影导演米洛斯·福曼提到，政府曾经引进美国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因为该片是对美国制度的严酷写照。但捷克知识分子看完电影后心里想的却是，“如果这个国家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来挖苦自己，哦，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肯定心存自豪并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个国家一定足够强大，而且很自由。”26电影、高校、基金会、教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能够开Soft Power发出自身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有可能强化官方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有可能与之相左。正因如此，政府更需确保其行为和政策是在不断加强自身的软实力，而非减损。这一点在全球化信息时代尤为真切，因为非官方的软实力资源将变得日趋重要。

最后，还有一些怀疑论者认为，靠一段时期的民调来衡量名声是靠不住的，对其结果不必太当真。当然，人们不能过于依赖民调数据。就评估软实力而言，民调这种手段虽然重要但并不完美。因为民调结果会因发问方式的不同而大相径庭，除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不断地就完全相同的问题进行反复调查。民意调查反映的是点滴见解，而不是持续印象。民意会产生变化，任何一次单独的民调都无法捕捉到民意的易变特性。政治领导人经常被迫做一些正确但不受欢迎的决定。他们寄希望于这些决定的正确性能在日后得到验证，从而扭转并恢复他们的声望。但好的声望不是外交政策的目的。民意调查只是对国家魅力和政策代价做出一个恰当的初步评估。下一章中我将谈到，吸引力能影响我们实现愿望的能力。

军事实力的角色变化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实力资源带来了新的扩展范围。随着核时代的到来，美国和苏联不仅拥有强大的工业力量，而且还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由此开启了超级大国时代。20世纪末，美国在信息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并掀起了军事领域的革命。美国利用信息技术制造精密武器、收集实时情报、拓宽侦查区域战场。指挥和控制能力的提升，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

但在20世纪，科技进步也对军事力量产生过负面影响。一方面，它使美国凭借难以匹敌的军事实力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同时，它也提高了武力征服的政治和社会成本。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虽能被人们所接受，但它毕竟太可怕、太具破坏力，以至于它最终竟成了一个徒有一身肌肉却没有战斗能力的“花瓶肌肉男”。由于会造成巨大损失，核武器无法实际应用在战争中。从理论上说，人们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动用核武器。27因此，没有核力量的越南战胜了拥有核武器的美国；英国的核威慑没能吓住无核的阿根廷，后者义无反顾地袭击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

另外，现代化通信技术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在社交上获得新生的人们变得越来越难以统治。19世纪，英国人以仅占世界一小部分的人口统治着全球1/4的领土。但随着各地民族主义的高涨，殖民统治的代价日益高昂，大英帝国最终被Soft Power拖垮。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一些帝国对于殖民地人民实行的是直接统治，这种方式到了21世纪就未免代价过高了点儿。

除了核技术和通信技术，大型民主国家内部的社会变化也推高了军事打击的成本。后工业时代的民主国家看重的是福祉，而非荣誉，更不喜欢高伤亡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会动用武力。有时，即使明知打仗会造成伤亡，他们也会照打不误——1991年美国、英国、法国参与海湾战争，2003年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例证。现代民主国家不崇尚武士道精神，这意味着动用武力前它们需要煞费苦心地从道义上找个理由以取得民意支持，除非这个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于发达民主国家而言，虽然仍存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但较之一个或半个世纪之前，这种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28最强大的几个国家几乎已经丧失了征服的欲望。29罗伯特·卡根曾经有句妙语：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水星。虽然这句话将美欧间的区别说得有点儿过于简单，但卡根却犀利地指出，在上述社会变化方面，欧洲比美国走得更超前。30然而，无论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还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欧洲人在其中都有份，由此看来欧洲人中确实有一部分是从火星来的，有些美国人则更钟情于水星。但毕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国家扛住了法德之间的三场战火，最终成功地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正因如此，欧洲人更倾向于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就连美国也不得不考虑动用武力会对经济目标产生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帮日本重新构建了经济。但即便如此，美国如今也无法通过武力威胁，迫使日本开放市场或者改变日元价值。当然，美国更不会动用武力解决和加拿大、欧洲之间的争议。与以前不同的是，武力不再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选项，和平之岛已成为大多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间关系的写照，而不仅仅为欧洲所特有。和平之岛的说法证明，软实力正变得日益重要，相似的民主国家间存在着平衡可接受行为的共同价值观。这些民主国家在处理彼此间关系的时候，从其表现来看它们似乎都是来自水星的。

如今，即使那些很少受流行道德观约束的非民主国家，也不得不考虑动武对经济目标的影响。战争可能会使那些在全球化经济中掌握大量资本的投资者们望而却步。31一个世纪前，用武力夺取他国领土相对容易，而与他国“发展复杂的经贸关系，谋求商业交换中的利益”则要困难得多。32从当今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日本竟然试图凭借武力实现对邻国的殖民统治，而且还成功了。正如兰德公司的两位分析人员所言，“在信息时代，‘合作’的优势日益凸显。一个社会在增强同伙伴、软实力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盟友的合作能力时，也会同时获得直指对手的竞争优势。”33上述论证并不意味着，军事力量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毫无作用。相反，信息革命尚未改变大部分世界，许多国家仍不受民主社会力量的制约。昔日的帝国垮台后留在身后的是失败的国家和权力真空，那些地方至今内战频仍。更重要的是，技术民主化正导致战争的私人化。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民主国家而言，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提高了战争成本；但同时，技术也把新的毁灭手段送到了极端组织和个人的手中。

恐怖主义和战争私人化

恐怖主义不是新事物，也非当今世界的唯一威胁。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冲突方式，通常被定义为：以平民及非战斗人员为对象，以散布恐惧和恐吓为目的的蓄意攻击行为。一个世纪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就已经对恐怖分子的精神世界做过一番令人难忘的描绘，因此到了20世纪，人们对恐怖主义并不感到陌生。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跨境蔓延，恐怖主义是中东、北爱尔兰、西班牙、斯里兰卡、克什米尔、南非和其他地方众多冲突的主体。除了南极洲以外，恐怖主义现身各大洲，几乎波及每个国家。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是这一顽疾的急性大爆发。21世纪，两方面的因素发展使恐怖主义变得更加致命，更加难以掌控。

这些发展趋势中，有些源自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当代文明的基本体系本身既复杂，又具有高度技术化的特性。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委员会曾经指出，市场力量和开放性相结合提高了诸如交通、信息、能源、医疗等关键系统的运行效率，但这种复杂和高效也导致部分系统变得更加脆弱，且易受攻击。34同时，科技进步还导致了“技术民主化”，这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变得尺寸更小、价格更低，使得更多个人和团体有能力获取它们。旧时的炸弹和定时器体积笨重而且价格昂贵，如今的塑胶炸药和数码定时器既轻巧又便宜。劫持一架飞机的成本比一张飞机票高不了多少。

此外，信息革命的成功为原本局限于各地、处于各国警力管辖之下的各类组织提供了廉价的通信和组织手段，使它们得以形成全球性的规模。30年前，全球即时通信费用十分昂贵，只有那些拥有大额预算的大型机构才用得起，比如政府、跨国公司、罗马天主教会等。如今，互联网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全球通信服务。35同样，互联网也降低了搜集信息的成本，以及为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各种联络的成本。

软实力

恐怖分子也需要依赖媒体和互联网迅速向受众传递信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四处散布的拉登电视采访录像即是例证。恐怖主义要夺取最后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软实力，即其获得大众支持的能力和摧毁敌人战斗意志的能力。

发展趋势之二反映了恐怖组织在动机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20世纪中叶的恐怖分子一般都有相对明确的政治目标，并辅以大规模的破坏行为作为手段。恐怖分子号称其目标是让人们目击破坏，而不是杀死他们。这些人经常受到一些国家政府的支持和暗中控制，例如利比亚、叙利亚。20世纪末，在某些宗教的非主流群体中滋生出一些激进组织。为数最多的是那些当年为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战的伊斯兰教青年男子。他们接受过多项技能培训，许多人被以圣战为宗教义务的激进组织招募。历史学者沃尔特·拉克说过，“传统的恐怖分子，不管其属于左派、右派，还是民族分裂分子，对大规模的破坏活动都不是很有兴趣……但后来，恐怖分子变得更加残暴，而且不分青红皂白。”36如今，恐怖分子的行为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政治目的发展成获取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不着边际的回报。这种变化也使恐怖分子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所幸，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仅限于伊斯兰社会内部。但即便如此，这个群体内还是有超过10亿之众的人口可供招募。另外，恐怖组织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基地”组织网罗了数千人，以松散的小团体形式分布在大约60个国家，其规模堪称史无前例。相比以往那些等级森严的准军事组织，如今即便是小规模网络组织，要想渗透其中难度也要比过去大得多。

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两种趋势导致一系列新情况：恐怖主义越发具有致命性，管制恐怖主义的难度日益加大。鉴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基地”组织规模的空前壮大，当前人们的关注焦点是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相关的恐怖主义。但如果仅将注意力和应对措施集中在伊斯兰恐怖分子身上，那也是错误的。那样就会忽视技术民主化必然导致的其他广泛影响，以及必须应对的更多挑战。随着技术进步，以往局限于政府和军队手中的杀伤能力流入了一些非正常组织和个人手中。每个大的群体中都会出现偏离正轨的人，还有些人则一心想搞破坏。值得一提的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前美国最大的一起恐怖活动正是由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狂热的反政府分子蒂莫西·麦克维一手制造的。同样，1995年在日本东京地铁站释放沙林毒气的奥姆真理教也和伊斯兰教没有任何瓜葛。即使当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以往的恐怖浪潮一样具有时代性或者周Soft Power期性，这个世界仍然需要面对由技术民主化带来的普通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