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研究（1945—1949）：以东北解放区为例

本书梳理绍兴师爷手稿中保存的县级政治和财经等方面原始档案资料，利用这些数据，分析晚清县级政府财政运作、经费来源、百姓税负和收支项目等，绍兴师爷手稿中的典型案例，有利于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把绍兴师爷手稿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和特殊规律中，考察绍兴师爷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首次用原稿整理和扫描的方法对绍兴师爷现象开展研究，突破囿于传统观念的理论束缚，揭示社会剧变对

八旗贵族世家、八旗官宦世家、八旗世家这些用语在清史学界一直以来就混同使用。本书以八旗贵族世家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清王朝创建的历史，对满洲、蒙古、汉军各显赫家族兴起情况作了全面的梳理，既关注八旗世家的家族发展史，又剖析了清代八旗贵族世家的不同成因。全书系统分析了八旗贵族世家的特权及其前后变化，讨论了八旗贵族世家子弟的教育、婚姻状况。从文选、武选两途对八旗贵族世家入仕升迁情况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并对八旗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我国安全的战略指导，是顺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安全观念体系，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并将其用于指导实践，对于推进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尝试在明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思想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家的安全态势和现实问题，为我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基于此

本书以“大国”和“大国形象”为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方位，围绕“什么是大国和大国形象”“构建什么样的大国形象”“怎样构建大国形象”展开分析研究。本书综合运用理论界重要研究思路方法，分析“大国”的存在方式、核心变量等要素，形成对“大国”内涵的基本定义；并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构建大国形象的历史进程和探索经验，提出在新时代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从嘉庆元年（1796）起至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地方统治止，是清王朝统治云南后期，变革是其最大特征，国家治理面临着内忧外患多重挑战。本书作者大力收集和综合利用档案、文集、官修私撰著述等文献资料，运用时空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点面结合，独辟蹊径，尝试对清代后期封疆大吏群体认知云南省情与国家治理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云南封疆大吏群体作为国家治理实施主体，是清代后期云南历史演进的重要动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本书旨在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行政机构改革的全过程，分析国民政府为实现“建国”任务而做的努力，如开放政权、成立民意机构、厘定事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等。战时改革有顶层设计，有计划、有步骤，体现了行政领域的制度化与现代化倾向，体现了国民党权威人物对完成“建国”的强烈愿望。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豫湘桂大溃败后改革被迫中断，留待战后继续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