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考论

回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社会史兴起于前十年，概念史凸显于后十年。社会史探究文本背后的情境，概念史聚焦于文本的语言与结构。本书四编十二章，第一编考察清统治下的满汉关系，第二编爬梳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第三编以宗教为视角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涉及历史认识的方法问题。作为诠释中国“近代”轮廓的实证研究专著，本书认为，社会史方法与概念史方法的交互使用，不失为摆脱形而上学纠缠的

本书侧重思想的过程与肌理，以“梁启超系”这一群体的故事为主线，重访“另一类”新文化理念，呈现了全新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本书是伏俊琏教授关于《史记》与《人物志》研究的一部力作，包括以下专题内容：《史记》中的悲剧（《史记》中末路英雄的悲剧，《史记》中平凡人生的悲愤，司马迁的悲剧心理）；《汉书·艺文志》的思考到《人物志的》创作者与创作环境。总之，《史记》到《人物志》反映了中华民族史学发展的对接、想通和恢弘气象。作者讨论的几部著作在中国史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深厚的历史根源与深远的历史影响，更是中华民族不曾中断的伟大记录，是

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但实现文化、心理认同上的真正统合，是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本书的研究取径跨越文、史，提出“中州士大夫”概念，揭示了北方在唐以后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曾经存在的主动性，基本厘清了从金朝中期到元朝中期，汉地北方、南方文化统绪流变的基本线索，分析了南北士人精英围绕“文”与“道”的思考、论辩、交流和融通，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元朝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如何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实现

西晋末年，司马懿的子孙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长达16年的大混战，并引发了神州陆沉的永嘉之乱，古老的中国由此进入了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从开国（317年）到亡国（420年），东晋历时103年，一直在门阀政治的泥淖里挣扎，皇权与门阀的博弈一直没有停止。本书以温情细腻且克制的小说式笔法，以先后控制东晋朝政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几大家族间的“权力的游戏”为线索，将几大家族的盛衰

以文书御天下是中国古代国家官僚制度中的显著特征，而不同时期信息沟通与处理机制的差异，也彰显出各自不同的时代性格和权力运作方式。宋代的文书行政以多元的信息沟通和发达的文书制度为依托，其所能达到的深度也是远迈前代。本书梳理了宋代多渠道并存且相互竞争的信息沟通机制，并从御批、省札、批状等君相日常行政文书和针对决策行为的封驳制度入手，分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架构下的权力运作机制。

本书依据历注中的相关内容，结合大量带有明确的西夏文或非西夏文的干支纪年、属相纪年或年号纪年，对инв.№8085历书中的年代、朔日、闰月、月大小、二十四节气等做了最大程度的复原。在年号纪年方面，根据西夏首领官印题记，纠正了《宋史·夏国传》元德有八年的记载，指出元德九年与正德元年共用丁未年（1127年）。同时，制作《西夏历与宋历朔闰对照表（1120—1207年）》，为复原西夏近200年的历谱打下了坚

1906年2月22日，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应法国教士王安之之邀，到天主堂赴宴，其间咽喉为利刃所伤，从而引发了二月初三日民众焚教堂杀教士之事。该案是晚清最后一个重大教案，亦是清末受人瞩目的涉外公共事件之一。案件涉嫌“教士戗官”，真相扑朔迷离，在排外思潮与媚外论说两种力量的历史交会点，激发了中外舆论的轩然大波。本书考察和分析了各种相关叙述文本，从事实、认知与言说三个层面完成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度和立体的诠释

本书作者广泛吸收了中外研究者的文献和研究成果，并且亲身到广东梅州、惠州以及印尼、马来西亚等过进行了实地考察，对这些西婆罗洲华人政权的故乡以及政权的遗存进行了亲身的感受和查访。作者综合了谢清高、梁启超、罗香林、高延、林凤超、余澜馨、肖肇川、袁冰凌等人的记录和研究成果，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