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东亚文明史的转换

《中国社会史》是吕先生的重要史学论著之一。全书以农工商业、财产、钱币等十八个讲题为经，以时间为纬，对我国历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了深入而系统概括的论述，历来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专著。其所论述的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各项制度，大都从远古社会一直叙述到民国时代，也就是作者生活和写作的现当代，具有通贯古今、追溯源流、详其流变的特点。

民初湖南辛酉旱荒灾重，尤以西路湘西为甚。主持赈务的湖南华洋筹赈会，偏据烟苗情事定等湘西灾县；湘西官绅为争取辛酉赈路资金出力尤多，而首修潭宝段又使待赈希望落空。西路遂于同感不公之中南两路一道，围绕勘灾定等标准、工赈宗旨与目标等赈务问题，路界争议不断的同时，持续质问干事会。湘西整体深度贫困实乃长期糜烂地方的兵匪毒等社会失范所致，非军阀割据时期的华洋会所能救治。唯有依靠“精准扶贫”战略的正确引领，国家对

在这个时代，网络的隐喻日渐重要。我们生活的信息时代（informationage）已被称为网络社会（networksociety）。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网络处处可见。这些网络千差万别，从菌丝连接真菌的生物性网络，到铁路网络，再到现代人类赖以交流却不可见的电磁二进制网络。在当代社会，网络的意义已经突破了学术界的边界。它成了一个动词，去社交（tonetwork）成为当代职业和私人人际交往的核心观

本书以史料派、史观派的分野作为内在线索，将百年中国史学分为1900-1929年、1929-1989年、1989-2000年三个时期，从“问题”出发，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勾勒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

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初以电信、铁路、开矿等近代工业为内容，与近代化议题密切相关。由于准条约涉及对外经济事务，在外交职责划分并不清晰的晚清时期，企业在很多时候承担起对外交涉的职能，并由此演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责任或国家责任。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准条约与近代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出现了变动，虽然电信、路、矿等准条约依然存在，但政治贷款开始出现。

西安事变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个特大历史事件，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为了隆重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对西安事变八十年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继承和弘扬西安事变抗日爱国精神，以利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开创西安事变研究的崭新局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师生集体编写了《西安事变研究备要》一书

本书通过选取东汉的数位历史人物，通过史料挖掘与史料分析，以叙事形式讲述专业研究者未发现或者关注度不够的历史故事，主要内容包括：爱说笑的刘秀、“云台二十八将”从何而来、彭宠之死、黄宪生平与逸事、梁冀为何怕孙寿、李膺和郭泰的相逢与殊途、“党锢之祸”中的三位边将、皇甫嵩为何输给了董卓、东汉皇帝和他们的生母、东汉宦官的分化与生死内斗、东汉官场的自杀潮、“黄巾”之后的五年等。本书兼具通俗性、学术性、趣味性，

历史认识论是哲学认识论的特殊组成部分，本书对历史认识论进行了研究。历史事实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的人和人的活动，对于今人而言，它已不复存在。那么，历史事实存在过吗？它是可知的吗？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事实，它是通过史料的形式流传和保存下来的，这些史料准确、真实吗？历史学家经过对历史资料的认识和研究，把过去的事情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历史著作。历史学家个人并未亲自经历过他所写的事情，他的论述正确可靠吗

本书关注研究经典文献学术思想史、先秦史所涉及的一些关乎基础的观念和方法，有反思也有探索。提倡用百家考查学派，用诸子游仕年考查诸子，用“主体部分”、“主题思想”考辨古书形成，同时提出同文同源说、族本说、言公与私义说、历时性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的规则、押韵法等。有一些并不是笔者的发明，只不过是在前贤时哲的基础上专门加大了论述，加以专名，以此凸显其重要性，加以提倡，比如考察诸子游仕年、同文同源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