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杂说

郭象、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解释学是庄学史上以解释为形式、以哲学创构为实质的解释典范。他们三家都牢牢抓住传世本《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一语大做文章，以此语契入庄子而展开不同的哲学创构。郭象、船山、太炎不约而同地以“内圣外王之道”契入庄子哲学，与其时代环境、人生履历、个性气质以及本人思想背景有关。郭象生活时代之魏晋、船山生活时代之明清、太炎生活时代之晚近，是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乱世，作为天生异秉

本书试图对韩非子治道思想这一老问题在学界研究基础上做出新解读，认为韩非子治道的要义是，君主通过全面控制建构出绝对的政治秩序和权力秩序，与此同时君主亦需相当的自我控制。本书重新阐释了韩非子治道思想的逻辑结构——势—法—治：“势”论聚焦政治哲学中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重要问题，但“势”并不等同于“权力”；“法”具有“绝对性”，这是对前期法家的重要推进；“术”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

本书采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了道家“忘我”命题，以探索道家心性修炼对人们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全书厘清了“忘我”的含义、特征、修习方式，并对忘我体道与身心疗愈的逻辑关系、忘我的结构及其测量、忘我状态的生理特征、忘我修习对自我意识的影响、忘我修习对认知的影响、忘我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本书除了使用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之外，还引入了实验法、内省法、脑电技术等，积极推进了道家心理学的发

本书收录了郑开近年来的多场讲演和访谈，围绕“旧邦新命”这一主题展开，旨在追寻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原因及其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的独特生命力。书中探讨了中国文化在历经劫难后仍能化险为夷的秘密，特别是古代王朝更迭中的稳定性。郑开认为，“旧邦新命”的历史文化意识是中国文化强韧生命力的根源，也是其在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中仍能生生不息的关键。

历史上，韩愈以其文学成就彪炳史册。事实上除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也是唐代乃至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贡献卓著的经学大师。本书主要研究、考订、梳理韩愈对《诗》《书》《礼》《易》《春秋》《孟子》《论语》等经书的理解与运用，分析体会韩愈著作中对上述经书采纳引用时所折射出的经学思想，使其系统全面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这对韩愈研究、儒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公孙龙是战国后期著名的逻辑学家和辩士，其著作《公孙龙子》是先秦名辩学派至今尚存的唯一完整文献。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立足于《公孙龙子》六篇文本，进行详细校注、今译、英译和注疏，重新整理和编排顺序，并运用文史互证等方法，探求公孙龙思想发展的轨迹，以重建公孙龙的思想体系。下编将公孙龙的思想分为逻辑学、语言学和一般哲学，分别结合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欧陆语言分析哲学和西方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和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立足现代政治发展理念，也要发挥古代治理经验与智慧的滋养功能。中国古代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德治主义，优秀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治理的道德层面给予深切关注。现代治理也必须符合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检视与反思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可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本书以朱熹政治哲学为核心讨论对象，阐释中国古代治理的伦理道德基础，梳理古代政治道德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搭建德治传统与现代善治间的

本书试图用深邃的反思方式触摸那些深奥的精神秘密—精神、灵魂、价值与诗意的秘密—这一秘密在人类有价值的深度体验中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本书中，信仰、精神、灵魂与诗意本质相同、方向一致，都从某个侧面显露了人类存在的根基。本书独有并具有概括力的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是：人的多重之我，神性—精神原型及神性—人对应、感应、顺应与合一的存在结构—这是人的信仰型存在结构，也是人基本的精神性存在结构，也是诗意性存在的

本书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标的，比较详细地厘析了其中所孕育、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对儒家心性论与中华民族的伦常之道、道家“道—德”论与中华民族的立世之道、庄玄禅的生命体悟与中华民族的生活之道等民族精神的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被孕育、滋生，并茁壮成长起来，是因为它有自己深厚的哲学根基和肥沃的哲学土壤，因此本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也进行了探索和发掘，考察了其形而上的本体论维度。